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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碧城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影响卓著的人物，因任职于《大公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编辑，开启了女性从事报刊编辑职业的先河。她发表有关女权、启蒙与国族话语的系列篇章，为女性谋求自我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合一，提供了崭新的路径。从吕碧城对于晚清公共空间人际网络的融入，亦可窥见晚清女性实现自身事业发展、推动女性解放的历程，也是在“男女共进”中成就的。

　　吕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既有“近代女词人第一”的美誉，又因任职于《大公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编辑，同时还是第一所公立女学堂的创始人，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影响卓著的人物。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其凭藉在《大公报》担任编辑的成就，使晚清社会一度呈现出“绛帏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魅力景观。

　　以《大公报》为平台传播女性解放主张

　　如果追溯吕碧城加盟《大公报》编辑的源流，既有教育背景的因素，也与其同该报主编英敛之的邂逅密切相关。吕碧城自幼接受书香门第的熏陶，才藻横溢。然而，12岁的吕碧城经历了一场父亲猝死的变故，从此家道衰微，被迫两年后与母亲投靠在塘沽的舅父。长达6年寄人篱下的生活，刺激吕碧城萌发了自立思想，遂决定脱离舅父的藩篱。1904年春夏之交，年方二十的吕碧城往天津探访女学，然由于国学根底深厚，京津已无可求学之校。幸运的是，在《大公报》馆偶遇《大公报》的主编英敛之，对其颇为赏识，于灯下闲谈之际，当即委任其为助理编辑。

　　于是，吕碧城便凭借《大公报》为媒介平台，传播女性解放的相关主张。仅1904年间，吕碧城便刊发了《满江红》《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教育为立国之本》等文章。概而论之，吕碧城撰写的文章中系统阐发了对女学、女权与“女国民”话语的意见。

　　其一，吕碧城检讨了女学何以不兴的历史原因。如在《警告中国女同胞》中批判“三纲五常”等旧式伦理道德之束缚，“使我二万万之女子，永永沉沦，万劫不复矣”。

　　其二，吕碧城认为“兴女学”乃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如在《教育为立国之本》《论上海宜设女学报及女学调查会》中分别称，欲立国必先修明教育，“然后内政外交，文修武备，工艺商业诸端运转自由”；并且，女学又为教育发展中的“根本之根本，源头之源头”；至于女学课程的设计，其在《兴女学议》中则提倡将“普通学”置于首位，视此为专门学问之基石，取各种知识合一炉而冶之。

　　其三，吕碧城论述了“女学”与“女权”的关系，并视前者为后者实现的前提和保障。如在《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及《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中先后表示，女权本属天赋，何以男子独享权利，女子甘为附庸？故鼓励女界“复自主之权利，完天赋之原理”；然而，对于女权之获得，吕碧城认为应秉持“女学优先”的原则，若“女学校立矣，女学会开矣，女报馆设矣……收复女权则水到渠成。”

　　其四，吕碧城指出了“合群”之道实为兴办女学与争取女权的正途。其在《女子宜结团体论》等文中建议女性同胞，结成一完备坚固之大团体；诚然，女子之“合群”，绝非意味着失其“独立”人格，相反，个人“独立”是“合群”的基础和保障，“独立者，犹根核也，合群者，犹枝叶也。”

　　其五，吕碧城最为重视者乃“女国民”之形塑。如在《论某督札幼稚园公文》中宣言，“盖中国者，非尽男子之中国，亦女子之中国也”，女子亦应尽国民之义务，担国家之责任，具政治之思想，享公共之权利。这不仅超越了男性知识精英将“兴女学”囿于“助夫训子”的狭隘论述，而且消解了女性解放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内在紧张，进而打通了女权启蒙与国族动员的通道。

　　在“男女共进”中成就女性解放事业

　　尽管未见其人，但在读者中不乏“先闻其声”的关注者。其一，1904年5月22日，某读者来函表达对女编辑吕碧城的仰慕之情，“果有闻女史之言而兴起者，则女学昌明，女权大振，家庭中有好教育，国民中自有大英雄，尚虑国家不能强哉”？其二，秋瑾因见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刊发的文字，基于知音共鸣，遂于同年夏季专程由京赴津拜谒。二人一见如故，义气相合，夜里同榻同寝。吕碧城在办报中与秋瑾保持了合作关系，并于1907年在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上刊发了两篇文章。

　　若分析吕碧城何以凭借《大公报》编辑的身份，进入公共视野并迅速崭露头角，实与京津文人圈中英敛之、傅增湘、方药雨、樊增祥、严复、袁世凯等人“众星捧月”般的推崇不无关联。换言之，吕碧城对于晚清公共空间人际网络的融入，是声名鹊起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吕碧城事业生涯中最关键的人物，即《大公报》主编英敛之对其帮扶甚多。除了任命吕碧城为《大公报》助理编辑，提供其传播女学思想的平台外，1905年，英敛之还在《吕氏三姐妹集》中赞扬吕碧城不仅相貌清新俊逸，且编辑理念出众，能辟新理想，思破旧锢蔽，由此扩大了《大公报》的影响。此外，为助吕碧城创设女学，英敛之积极联络傅增湘、周学熙、袁克定等，甚至关于天津女子公立学堂议事员的聘任、教习的延请、课本的选择、校舍地址的规划等事，也事必躬亲。

　　另一方面，除了《大公报》的文化推动外，京津地区文人圈的唱和，也是促成吕碧城出场的助力之一。如，清末晚唐诗派代表樊增祥即青睐吕碧城在《大公报》的编辑活动，遂以诗词相赠和，称其“满衣香雾女相如”。又，费树蔚、唐绍仪、张謇等社会名流亦同吕碧城交往甚深。以至于一时间，京津地区慕名拜访者接踵而至，吕碧城本人亦与各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再者，1906年底吕碧城结识了另一重要良师益友严复。严复遂得吕碧城之邀，不仅为其《女子教育会章程》作序，还讲授《名学浅说》，并且介绍外甥女何纫兰与之相识，愿助一臂之力。

　　此外，吕碧城的另一“伯乐”袁世凯也对其成就有所助益。在天津女子公立学堂创办初期经费难产，吕碧城于《大公报》刊登募捐启事响应者寥若晨星的情形下，袁世凯慨然拨款相助。对此，吕碧城在自述《予之宗教观》中也表达了极为感念之意。

　　由此可知，吕碧城不仅开启了女性担任报刊编辑职业的先河，开拓了晚清女性生存的新空间，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而且利用《大公报》为媒介平台，发表有关女权、启蒙与国族话语的系列篇章，也为女性谋求自我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合一，提供了崭新的路径。在吕碧城等“英雌”的感召下，女性同胞逐渐走出闺门，“男外/女内”的传统性别秩序渐趋松动，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性别角色分工开始了由“内”向“外”的位移。透过吕碧城编辑生涯的背后，不可忽视的还有男性精英的扶持和揄扬。由此，亦可窥见晚清女性在形塑“英雌”话语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单是孤身奋战的自我运动，更是在“男女共进”中成就社会事功。

　　（高翔宇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