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院士，中外使命皆相同

　　由于今年的外籍院士名头大、含金量高，这些人未来会给国内的科技界带来什么，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中科院学部主席团这次将外籍院士正式候选人名额从2015年的14名提高到20名。今年当选的16名外籍院士中，安德烈·海姆和詹姆斯·弗雷泽·司徒塔特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新晋外籍院士18位，英国皇家工程院院长安道琳，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雷欧·拉斐尔·莱夫，俄罗斯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松采夫·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美国微软前董事长比尔·盖茨等一批具有较高国际声望和影响力的国际大咖当选。

　　其中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备受关注，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李晓红告诉记者，比尔·盖茨当选的三个原因，一是比尔·盖茨本身就是美国工程院的院士，这足以说明美国乃至国际工程科技界对他的认可；二是他本人是一位代表新兴产业的领军人物；三是他与中国在工程科技方面有很多合作，还联合投资了一个核电站。

　　院士遴选，最看重学术成就，同时对道德学风也有很高要求。“院士只是荣誉称号，不应该绑定和附加特殊权力和利益。李晓红说：“院士的首要责任还是科研和创新。”

　　据悉，中国外籍院士萌发于1963年，当时周恩来总理向时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迪·努·艾地颁发证书，授予其中科院名誉学部委员称号，迪·努·艾地成为最早被赠予该荣誉称号的外国政要。经过三十余年的摸索和完善，1994年第七次院士大会选举产生了首批外籍院士，陈省身、李政道、李约瑟等专家当选，标志着中科院外籍院士制度正式建立。截至今年，中国科学院共选举产生外籍院士116人，不仅数量上增速明显，外籍院士制度也渐趋完善，注重多元学科结构，支持新兴交叉学科，关注大国重器和前沿突破，不断以更加包容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潮流。

　　根据《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具有很高的工程科学技术水平和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对中国工程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做出贡献或在促进我国工程科学技术界国际交往方面有重要作用的外籍专家、学者，可被提名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可见外籍院士的条件和要求同样很高，增选过程同样很严苛，以中国工程院为例，候选人由工程院院士提名，每位院士最多提名2位候选人，获得不少于5位院士提名的候选人为有效候选人。然后，主席团会议经过民主讨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提交全体院士会议选举的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选举外籍院士由全体院士会议实行等额、无记名投票。参加投票的院士人数不少于应投票院士人数的2/3，选举有效，获得赞同票超过或达到投票院士人数2/3者才能当选。

　　这次比尔·盖茨是以泰拉能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李晓红说，今后工程院将吸纳更多的新兴领域工程科技的领军人物，加入到中国工程科技的建设中。不局限学术成果和院校出身，将商业人士、技术人才纳入评选之列，说明了外籍院士遴选在不断扩大范围。走出象牙塔，广纳贤才、唯才是举，接受商业、科技等多领域人才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是选拔机制逐渐成熟的积极体现。

　　其实，我国选拔外籍院士的同时，许多中国科学家、学者、专家，也被选为国外的外籍院士。如袁隆平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李保文教授当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深圳华大基因创始人杨焕明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著名翼龙研究专家汪筱林研究员当选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

　　美国工程院2017年院士入选名单显示，共新增84位院士及22位外籍院士。其中有多位著名华人学者，包括黄永刚、沈向洋、张东晓、丛京生、陈向力、周祖康等人。

　　中国的外籍院士队伍在不断扩大，同时越来越多的华裔科学家获得国外研究机构的外籍院士，中国与世界密切互动，科学人才双向交流，既表明中国科学不断接近世界前沿水平，不断以更加包容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潮流，也将推动中国科学乃至人类文明的进步。相信随着中国科技实力与日俱增，必将有更多重量级国际科学大咖加入，为中国发展“添砖加瓦”。

　　同为院士，中外待遇有不同

　　当今世界，院士（Academician）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最高的学术头衔，标志着荣膺者在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院士制度发源于十七世纪的欧洲，至今已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遴选标准。

　　纵览世界各国的院士制度，创立于1660年的英国皇家学会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从未中断过的科学学会。在美国，有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美国国家医学院以及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等四大国家学术院。俄罗斯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等，也都是设有院士的国家级科学院。

　　比较美、英、德、法的科学学会对会员的管理，和中国的“两院”并不相同。首先，会员没有工资，只有少许补贴。例如，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权利是获得学会刊物及享受学会提供的在使用图书、参考文献、手稿方面的方便。第二，会员不仅拿不到实际的“好处”，还要向学会缴纳会费，或向学会贡献一部分资金。

　　今年5月作为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的华裔科学家袁钧瑛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58年出生于上海的袁钧瑛，是今年美国科学院当选的院士中唯一出生于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她是世界细胞凋亡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细胞凋亡基因的发现者。当记者问她被评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后，美国科学院或者哈佛大学给院士什么福利呢， 袁钧瑛院士回答：“什么福利和待遇都没有啊，美国科学院祝贺信中通知我要交400美元的院士会费。”

　　几年前，国内本土法学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许传玺当选美国法律研究院院士后发现，美国的院士头衔不仅是“非物质化的荣誉”，而且还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比如，他本人当选后，就被要求在几周内参加研究院的两个院士咨询组，还需要参与一些书籍的编撰。

　　华裔学者李远哲于1979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86年，他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成为诺奖得主后，李远哲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得到的待遇，只是学校停车场里的一个车位。而且学校给他的还不是一个永久车位，只是写着“李远哲先生的优先车位”。但在很多老美教授看来，这个“待遇”已经非常不错了。因为学校的车位一直很紧，停车要花钱，只有校长才能享有个人专属停车位。

　　国内的院士在申请国家重大科研计划、自然基金等项目时享有优势，已不足为奇，但在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资历或许在申请科研经费时有所帮助，但真正关键的还是申请的项目内容。

　　在哈佛大学一万余名雇员中，仅有20人左右有“终身教授”的殊荣，在北美大学系统中，这个头衔是对于自己的学术队伍中极为优异的知名学者所给予的最高荣誉，数量很少，其分量往往高于所谓的各种“院士”头衔，比如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加拿大皇家学会等。获得这个头衔的教授的收入和待遇，在学校内部是第一等的，而不是像我国以院士作为最高殊荣。这是因为，依照北美学校的所谓“教授治校”理念，对于学者的评价并不完全依赖于诸如科学院等任何有官方或半官方背景的组织的认可，大学有更大的自主权。反过来，评上院士，还未必评得上这种“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