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认为，历史研究者有责任替历史上那些失声者发声，而边缘人群、弱势人群就是最典型的失声者”

“旅行者”罗新：历史学者的道义与责任

中工网记者 陈俊宇

　　从上都到大都，大约450公里，15天。

　　原以为这可能只是一次身体意义的徒步，实则不然。身为北京大学历史学者的罗新，将自己对历史的思索与洞见，对大国小民的惦记与关注，对故人的思念、对友人的感念，以及对社会时事的关注，都融进了这趟行走。

　　在一个冬日的午后，记者与罗新相对而坐，年过半百的他，精神矍铄。聊他的作品——在15天的徒步旅行之后，耗时一年写完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聊到那些他在兹念兹的话题，他会身体前倾，双目有光——这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穿越在古今之间的昂然乐趣。

　　十五年前的夙愿

　　2016年7月10日，下午四点，罗新走到了上都古城遗址的明德门。至此，从大都健德门到上都明德门，才算是走完了全部行程。

　　忽必烈称汗后建立两都制，以燕京（今北京）为大都，以开平为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此后数年，初夏天气，麦田渐黄，暑气已至，元帝遂循故事，自大都北幸上都。秋季九月，北方渐凉，元帝南归大都。一年之中，皇帝大约1/4的时间在路上，其余时间在大都和上都各一半。

　　这年复一年形成的“双都巡幸”制度，自然有着其政治意味，“元朝是由游牧和农耕这两个社会组成的。上都主要控制游牧的世界，大都控制农耕的世界，皇帝在这两者之间移动，表明他是两个世界共同的主人。”

　　从大都走到上都，这个念头罗新酝酿已久。

　　一切都要回到15年前的春天。他在读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一书时，把一些感想贴到“往复”网 BBS 上，向元史专家张帆请教。在这场延续了好几个月的网上论学中，“元朝皇帝每年往返于大都与上都之间的所谓辇路问题”也被提出来了。

　　连接两都的道路共有四条，驿路是指由官方设置的用于人流、物流、信息流往来的重要通道，而辇路则专为皇帝南北巡幸所开。辇路禁人行走，非扈从皇驾者不能亲行其地，而扈从者中长于文翰且留有记录的人更少，这些记录也主要是诗作，不足以反映路线细节，遂造成对辇路的认识颇多争议，至今仍有模糊不清之处。

　　“为什么不自己走一趟呢？”念头由此而生。

　　“夙愿”，是我们愿意付诸行动最光鲜且赋予情怀的理由，罗新不否认，但也止于此。

　　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经常会觉得，之于其研究的中国和中国社会，自己像是“旅游者，只是观光客”。此次行走，他就希望自己实现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转变，“融入你所经过的一切地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游览者，而是背负行囊汗流浃背的过路人，是需要而且一定会得到同情的远行客”。

　　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

　　自北京健德门启程，出居庸关后继续北上，经过今延庆区，翻山越岭进入草原，经明安、李陵台、桓州等驿站抵达上都。到达上都当天，在参观完上都博物馆后，罗新就乘坐友人的车返回了北京。元人无论走驿路或是辇路，都是要花更长的时间的，不像这般一日不歇，急着走完全程。

　　从6月24日至7月10日（中间有休息）， 15天时间，在罗新的计划中就是如此。为何没有留出更多的时间呢？

　　“古人不着急，现代的我们总是时间有限。对古人来说，走一个月也是走，反正他人生就在路上，相较而言而我们的时间表没有多大弹性，早上起来干什么，每天需要做什么，都是固定的。”这是今人共通的无奈，罗新也未能避免，“虽然我们想尽量抵抗这种潮流，但很难，因此走也比古人走得着急。”

　　他发出感慨，“或许正是慢速移动使古人们得以更多地浸润在自然和社会中，与时代、与大地建立起更丰富、更深刻、更富意义的关联。”

　　“为何一定要选择徒步的形式？”这个问题自计划行程到如今，都有人充满疑惑。

　　罗新说，这是无法解释的问题。在吃苦还是享受二者间，他选择了前者，“思考者总是不能过得太舒服”。到行程的后半程，他的脚都打了水泡，每走一步都会感到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