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思想上有压力的时候如何解压？

　　孟祥飞：我觉得有时我的想法和别人不太一样，可能会看得比较宏观一点。物理以外，我喜欢历史，我会读《中国通史》《全球通史》《科学史》《未来科学史》，我喜欢把我自己放在历史长河中去看待，那时我就觉得我太渺小了。还有就是我崇拜科学家邓稼先，他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做出那么大的成果，我为什么不行？这时我就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了。我的性格是偏乐观的，认为有挑战就要去解决，要迎难而上，努力克服，情绪自然会好起来。

　　记者：科学家的工作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单一的，工作中会遇到哪些开心的事？

　　孟祥飞：开心的事情，就是某些研究取得突破的时候。比如那时候有个国际通用药物的研发软件无法在“天河”上面部署，运行无法被兼容。晚上我在生物医药软件几十万行的软件代码里找问题，但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可能很多天都没有进展，让你看不到尽头，而且这个问题还必须要解决。几十天晚上我都在重复同样的工作，不知道这样的工作还要做多久。终于在某天晚上，这个问题出现了！这时候我非常兴奋，我自己在二楼一千多平方米的大厅里跑了两圈！振臂欢呼了两次！“耶”“耶”地大喊，哈哈。

　　记者：很多人都会好奇科学家到底每天在做什么？能否描述一下您的日常状态？

　　孟祥飞：其实当科学家和做别的工作一样，只不过分工不同。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偏向“码农”，主要工作就是对着电脑，后台连着超级计算机，开发软件、调试程序，监控它运行正不正常、安不安全。如果单纯这样看，这个工作是挺单调的。我们也需要与外界合作、交流，了解大家的需求，把这种需求带回来，变成超级计算机平台上可以实现的方案、软件。这些都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其实并不神秘。

　　创新需要灵感

　　但理性的成份更多一些

　　记者：艺术家都比较强调灵感，作为科学工作者，您觉得工作中是否会迸发灵感？

　　孟祥飞：灵感对于我们来说也有帮助。创新需要灵感，但理性的成份会更多一些。

　　记者：您是偏理性的人吗？

　　孟祥飞：我是个理性的人吧，但也有感性的成份。人其实是由很多方面组成的个体，只不过是看哪一方面表现得更加强大一些。我自己感性的东西表露得相对比较少，但我乐观的性格算是感性吧。

　　记者：生活中您是一个有趣的人吗？

　　孟祥飞：我觉得还算有趣吧，但周围人没有具体反馈给我呀，我只能是自己感觉。我说话时比较喜欢用一些幽默的网络语言，比如我在十九大期间走党代表通道的时候，说“要为中国科技点赞”；还会反问提问的记者，“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就像狄仁杰问元芳那样。我和同事、家人说话还是比较放松的状态。但在家庭中，我与别人相比会相对理性一些，昨天晚上我还在跟我的孩子讲道理。他在练钢琴，我想告诉他为什么要练好钢琴，我就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拿出来，跟他讲了贝多芬在写这首曲子时几乎没有听觉，还能写得这么好听，人家多厉害，你也要这样。后来孩子果然弹得很认真。这个过程可能是通过一种逻辑理性的思维方式灌输给孩子的，但我想刺激孩子好好弹钢琴，激发他内心感受的这种心态，是感性的表现吧。

　　孟祥飞口述 超级计算机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

　　我们经常把超级计算机比喻成一个超级大脑。底层芯片CPU就像是神经元，高速网络像是神经网络，操作系统就是它的中枢神经系统……通过研制一台超级计算机，就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电子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所以说，超级计算机对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创新意义。

　　其实超级计算机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吃、穿、用、行、娱乐、健康的背后，都有超级计算机的默默奉献。它可以“算天”“算地”“算人”。

　　“算天”是指气象预报、气候变化模拟，也可以服务于雾霾天气预警预报。比如出现台风天气，借助超级计算机，台风一旦形成，就可以预报它未来变化的情况、影响的区域；如果仅靠我们普通的电脑，可能当台风在我们头上吹过去，我们还没有预报出结果。

　　“算地”是指算地质的演化，看地下的地质结构和油藏分布，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分布情况，提升石油勘探、开采的效率。我们简单的把它比喻成“给地球做CT”。

　　“算人”是指揭秘人类生命基因密码、仿真大脑和神经网络动力学特征，它是解决人类和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重器。

　　现在特效电影制作也需要超级计算机。举例来说，《阿凡达》是一部里程碑一般的电影，其中重要的就是大量拍摄与特效渲染的融合使用。

　　此外，农业育种，我们衣服的新材料，我们出行所需要的汽车、高铁、飞机的研发，对新药品的研发，都需要超级计算机的支持。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来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产业领域发展的需求、科技创新领域的需求，我们才会迫切地需要超级计算机。它是我们的“超级利器”。我们国家的很多创新领域缺乏一个“科普频道”，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了解我们的创新、了解我们的发展，我希望能为大家更好地介绍超级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