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他冒着一定的风险在新闻史领域开始做“拨乱反正的工作”。为了确定报人邵飘萍的共产党员身份，1982年方汉奇几经周转找到无锡的一个农村，寻到邵飘萍的另一位夫人祝文秀，拿到了一批珍贵的照片和书信。方汉奇拿着20倍的放大镜看照片背景里的书，发现包括《资本论大纲》、《世界大革命史》、《社会主义论》等书籍，墙上还挂着马克思的照片。后来他四访曾是北京地区党组织负责人的罗章龙，经过多方验证，1986年他写下《邵飘萍是共产党员》一文。同年邵飘萍的家乡浙江金华市承认邵飘萍的党籍，并竖纪念碑，碑上的字是方汉奇题的。“如果不是方先生，邵飘萍现在的历史地位不会那么高。”陈昌凤说。

　　还有诸如摘掉《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大公报》替国民党说过话，也替共产党说过话”。有学生称方汉奇就像福尔摩斯判案，方汉奇则说“应该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替他们讲两句公道话是我们新闻史研究者应该做的”。

　　他写文章称：“学术问题利于争鸣，过早下结论反而没有好处。”

　　虽然现今方汉奇已经不上课了，但有些东西还是一代一代传下来。陈昌凤在新闻史课上开设了“新闻地理”的环节，鼓励学生们走出去实地走访报馆等遗址。

　　一次有学生告诉方汉奇自己要退休了，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学生都被人叫“奶奶”了。但他对自己的年纪似乎并不敏感，他自称“90”后，对新事物十分好奇。

　　90年代他开始学上网，方汉奇让学生把操作手册写在本子上，用“一指禅”学会了五笔输入法。2010年他发了第一条微博，底下有学生评论“祖师爷，我们是同一天开通微博的”。有学生抱怨“我还在看你的《传播史》，太厚了”，他逗趣地回道“让您受累了”。开通微博的第一天他的粉丝就达12000多。

　　前几年，他在微博上很活跃，他很气愤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说“其心可诛，其行可恶。”报刊亭被拆时，他很心痛这一城市风景线消失了。当疆独在昆明制造恶行暴乱事件，他希望在媒体上公示全部死难者的姓名，以表示对他们生命的悼念和尊重。

　　微博里，91岁的他有时像个“愤老”，看不惯的事情他总会批评两句。他说教授也是人，生气了也会骂人，但是学学鲁迅和章太炎骂人的艺术。

　　后来他盯上了微信，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昌凤建了一个（微信）群”。他也注册了微信，昵称叫coco，是儿子家宠物狗的名字。他还使用表情包，有次点错了，把笑脸点成哭脸，惹得群里的学生哈哈大笑。师门聚会时，他也会掏出自拍杆和学生自拍一张。

　　虽然方汉奇并不像个传统的91岁的老人，但很多时候，陈昌凤心里都“咯噔”一下，“老师老了”。

　　得知妻子病危的时候，正在吃饭的方汉奇突然抬头，一下子泪流满面。他和妻子感情很深，出门会给她买冰淇淋，从医院出来会悄悄在她额头上留一个吻，有时也会孩子气地向她讨着多吃两口蛋糕。方汉奇有糖尿病，都是妻子管着他。

　　陈昌凤发现，师母去世后，很多以前由师母说的话变成了方汉奇说。他也会絮叨“谁谁谁搬家了”“谁谁谁家的孩子还没有找到男朋友”。手上的力气也越来越小，他拧不开瓶盖了。

　　最明显的是，他也开始忘事了。有次约了9点开会，学生们左等右等没来，着急赶到他家，他还坐在书房里。这是以前时间观念极强的他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有访客来，聊了一个多小时在门口道别，他又把人家叫回来，一边往书房走一边咕囔“我记一下你的名字，客人来了却不知道叫什么多不好意思啊”。对方又一次说出姓名，他拿出记事簿准备记，才发现早先已经记下了。

　　即使如此，他从来没想过停止工作。他的儿女在国外，妻子去世后，家里便剩下他一个人。他不想找一个住家的保姆，想着保姆怕无聊可能要看电视，会影响他工作。他“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在医院，学生推着他去做检查，他的书还扣在肚皮上。家里的厕所也放着书，他可以见缝插针地看一会儿。

　　这个91岁的老人节俭了一辈子，最大的花销是买书。陈昌凤回忆师母在的时候，连开灯都有讲究，规定几点之后才能开。如今在人大校园里还时常能看到方汉奇端着碗去食堂打饭的身影。

　　除了这100万元，方汉奇之前把凝结了他多年心血的十万张学术卡片也送人了，收藏的大量的珍贵的旧报刊也捐给了学校。以前有人给他写信讨教问题，他得知对方生活艰苦，还会把邮票夹在回信里，再包上一点钱。

　　这次转账的过程中，银行工作人员多次凑在他耳边大声地强调“钱捐了就回不来了”。满头白发的方汉奇一直坚定地点头，“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