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

　　91岁的方汉奇被称为“新闻学熊猫”。2014年虽然在中国人民大学办了退休手续，但他在新闻史研究和教育上从未退场，他还在带博士生，最近正在改学生30万字的博士论文。

　　作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之一，他带的学生大多已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新闻学院的教授和学科带头人，辈分年轻的学子见到他得喊一声“祖师爷”。

　　最近，方汉奇获得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这是个人文社科领域分量很重的奖，也是他获得过的奖金最多的一个奖，100万元人民币。刚领完奖，他马上给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现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陈昌凤发了条微信，“昌凤，我要捐款”。

　　捐款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插曲。银行工作人员误以为方汉奇被诈骗，呵退身边陪同的人，单独问他“你儿子知道吗”，“转这么多钱我要和你孩子确认下”。最后是陪同人员出示当时的新闻和视频才解了围。

　　他要把这100万元全部捐给中国新闻史学会，用来提高学会授奖的额度和促进新闻史研究。

　　“在方先生的印象里，我们一直都很穷”，陈昌凤说。新闻史学会没有拨款，会费5年一交，每人20元，不够请一位秘书。上世纪80年代申请建学会的时候没有钱，办公经费、办公场所和电话都是借用方汉奇的。这个全国唯一的新闻学一级学会，和中国新闻史研究，就像方汉奇一手带大的孩子，他总想着它们能“体面”些。

　　现在方汉奇把家当作办公室，“早上7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书房里是几十年来一本本累积的几千本书。墙的三面都是书架，与天花板齐高，但还是不够装，于是摆了双层。陈昌凤是他的学生，有次去他家找书，他先拿起望远镜迅速定位书的位置，随后搬来扶梯矫健地爬上去拿到顶层的书，“就像一个出色的将军在调动他的千军万马”。

　　随着年纪的增长，方汉奇的腿早已爬不了梯子了。身高不足1米6的他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越坐越往后陷，被书遮得只剩下一个小点。

　　当初因为“屁股坐得住”，他毕业后被时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的系主任马荫良从苏州带到上海，在上海新闻图书馆做旧报史料的整理工作。方汉奇本来想当一名记者，而在那个特殊年代，他的政治背景不能过关。

　　工作前他请假回香港探亲，有人担心他不回来。据他的学生在文章中回忆，方汉奇说“我坚决信守诺言，师生情谊，君子风义，有非今人所能理解的”。

　　1953年他被调到北京大学讲中国新闻史，1958年去了人民大学。在一次和时任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会面中，吴玉章叮嘱他“新闻史很重要”，“要好好讲”。这一讲就是近70年。

　　方汉奇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回忆，刚到北京大学上课时没有一本系统的新闻史教材，很多报刊报人没有被研究，“无米下炊，只有靠水来凑”。他通过学生们的表情知道他们听得不满意，一个星期心里都不痛快。

　　于是他便自己“找米下锅”。他一边先讲古代新闻史，另一边在假期往各大图书馆、资料室里钻，准备近代新闻史。他编写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被评价为“近30年新闻史学研究的奠基之作”，订正了前人错误200多处。

　　在方汉奇眼里，老师讲不好课是该打板子的。事先写好讲稿，一个课时4000字左右，年代数字人名地名都要认真核实，他要求自己在课堂上处于“最佳竞技场状态”，做大量的储备，“不至于一点被突破，造成全线崩溃”。

　　陈昌凤回忆起老师上课的场景，“史海钩沉的能力令人拍案叫绝”。说到梁启超，讲其为蒋百里作序，后序文竟变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学生在底下笑作一团，他依然一脸冷峻地说着蒋百里的故事，说蒋因故自杀未遂住进医院，与护士恋爱，后育有一女便是钱学森的夫人，学生们全都瞪大了眼睛。“其实他在课上讲的只是大海里的一瓢水”，方汉奇的大脑就像一个容量巨大的硬盘，甚至历史上哪篇文章出自哪家报馆，门牌号是多少都储存在他的大脑里。后来他开的课，学生来迟了往往都要挤到窗户边站着听。

　　新闻史是新闻学院较冷的一门，在方汉奇80寿辰时，有学者感慨，方汉奇一坐就是55年的冷板凳。如今，这个冷板凳，他已经坐了66年了。

　　他组织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书籍被誉为国内新闻史最权威的教材。

　　方汉奇原名方汉迁，他的爷爷希望他能和司马迁一样严谨治学。幼时他举家南迁，在广东话里“汉迁”与“汉奸”谐音，他受不了小朋友的嘲笑便改名。方汉奇的一生志趣确实与司马迁相符，人生经历也如司马迁一样起起伏伏。

　　他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算命先生，对方告诉他只能活到64岁。活到今天，他自嘲是“侥幸”。侥幸在文革中活了下来，侥幸安心做了几十年研究。

　　这个在文革中“掏过人民大学每一个厕所”，“抡5斤大锤要抡1000多下”，蹲过牛棚做过伙夫的学者已经不计较这些往事了，他唯一计较的是他的研究。他对自己50年代写的论文多数都不满意，文章契合了政治环境，学术价值却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