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史上第一部实景拍摄南极的电影——《南极之恋》即将公映。在此之前，导演吴有音已经4次踏上南极大陆。

　　2010年和2011年，吴有音作为国家极地文化中心“极地文化建设”项目组成员，先后前往南极中山站、长城站。当时，中山站、长城站多以板房材料建设，色彩单一。吴有音结合民族文化特色，将剪纸风格的八仙过海引入长城站外观设计。在长城站站外的8个大油罐上，他亲手用红油漆画上八仙过海图案。南极长城站科考队员们表示：“这些中国元素给寒冷偏僻的南极增添了熟悉感、亲近感，让我们有了家的感觉。”

　　与此同时，吴有音也在积极创作南极题材的小说与电影，下决心创作中国第一部南极题材的长篇小说并拍成电影。吴有音的这一想法来自对中国文学、影视中极地题材创作的观察。“中国文学和影视界中极地题材的作品以纪录性为主，富于创造性、想象力的作品相对缺乏。日本有南极物语，美国有南极大冒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于一片人类没有大规模开发的陌生大陆，应该生发出自己的思考。”

　　除此之外，两次极地科考的经历也启发着吴有音。影片中，迷路、雪盲症等情节皆取材于极地科考队员们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荒凉空旷的南极带给人的孤独感也是科考队员们真实心理感受的写照。“极地科考队员们常年远离家乡和亲人，很多队员因为长期在极地艰苦的条件下工作而落下了伤病。甚至在这部电影即将上映的现在，还有一大批极地科考队员在南极的酷寒烈风中搭建我国第五座南极科考站。这部电影也是对他们的致敬。”在影片结尾，吴有音特意放上南极科考队员们工作生活的实拍视频，表达对科考队员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精神的敬意。

　　2013年，吴有音只身进入北极圈，完成了《南极之恋》电影剧本的创作。“当时一个人身处极地，大约一个月没有见过阳光，天上是银河、流星、极光，地上是非常危险的北极熊，出门吃饭都要带枪。”吴有音回忆道。2014年，他第三次前往南极，为《南极之恋》拍摄勘景。随后的2015年，带领剧组赴南极长城站开始拍摄。

　　在吴有音看来，影片中男一号富春是当下很多中国人的缩影，他们内心强大，充满手段、干劲、想象力，但缺少敬畏心，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女一号如意是一个用边缘科学逃避社会的理想主义者，是当今社会中越来越少的一批人。在巨大的环境压力下，尽管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互相碰撞，但在每一次生死关头的艰难抉择之中，他们都选择希望对方活下去。“我们常常缅怀过去或者畅想未来，但很怪的是，对于当下已经得到的感情却不太珍惜。我想说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感情，像富春和如意那样，像两个人只有75天的燃料、104罐罐头那样去珍惜。”吴有音说，人性的真、善、美是这部电影想集中呈现的。

　　在特效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吴有音坚持实景拍摄的信念，“我认为在绿幕棚里对着一片绿幕是很难达到我要的表演质感的。只有在那个环境真实的南极，人体会到自己的渺小，身在南极的陌生感，世界尽头的奇异感，演员才能在表演细节上丝丝入扣，达到我心目中表演的级别。”

　　南极特殊的户外环境给表演、拍摄乃至剧组每个人的生活带来了不小挑战。去往长城站的海船遭遇风浪，剧组人员晕船3天，呕吐不止；主演赵又廷必须穿着相对单薄的戏服在雪地中打滚；为了追求更好的背景效果临时更换场地导致剧组人员体力耗竭；回营地途中遭遇暴风雪导致迷路等等。“作为导演，看到剧组吃了这么多苦，我常常感到愧疚，但越是愧疚越让我觉得一定要把它拍好，不然怎么对得起每个人的付出。”

　　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吴有音认为，传播中国文化不能仅仅依靠符号的表达、理念的宣扬，更应该“扎根生活”，用鲜活的故事，用人性、生命等主题表达文化意义和思考。回顾自己的创作过程，吴有音说：“我觉得自己非常荣幸，通过这样一部电影，用赤诚致敬五星红旗，致敬了这样一群特殊而又值得敬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