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既是对物质的还原，又是对灵魂的探索；

　　●小说要有自己密实的物质外壳，也要有各种激荡的精神；

　　●小说要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

　　●当代文学缺乏活跃的感官世界、缺乏赤子情怀、缺乏健全的精神维度。

　　29岁就已然成名的谢有顺，20多年来为当代文学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参加过各式各样的作家作品讨论会，竟然第一次为自己的新书做活动。久居南国的他，来到北京，邀请好友徐则臣、阿乙与线上线下报名的读者共同分享成为小说家的秘密。

　　这位曾经的“最年轻的文学批评家”、如今的众多作家的“评论家老朋友”，从不故作高深，他讲的小说写作，举重若轻、庄严而幽默、天然地能聚集众人的目光。这话并不是记者说的，而是贾平凹对他的评价。贾平凹还说：“他的才华是贯通的，通文学，亦通人世。《成为小说家》五篇演讲，对小说写作的理解，如此精细、详备、通透。我不止一次听作家们说，谢有顺是真正懂写作的甘苦和秘密的，读他的书，对自己的写作有很大的启发，很多评论家谈文学，似知其门而未知其奥，但谢有顺积之厚则发之深，广议博考，卓然成家。能让作家敬重的评论家不多，他肯定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一位。”

　　当代作家过度地迷恋“虚构”

　　谢有顺发现这一二十年来，作家们都过度地迷信“虚构”一词。他说，“想象和虚构当然是文学写作最为重要的才能、基础，但是如果你以为小说写作就靠想象和虚构，这种理解肯定是有偏差的，因为除了想象和虚构，比如说实证，比如说细节的雕刻，这些也很重要。有些东西是靠想象，但想象要有根基，要可以被审核，被还原。”

　　他举例说，现在很多人写历史小说，动不动就让主人公带一千银子上路。一千两银子有多重？能不能带得动？凭着所写人物的家境与身份，他能不能出得起这一千两银子？这些问题统统被忽略了。除此之外，作者甚至也不知道小说中的主人公吃一顿饭要多少钱，买一匹马、买一个丫鬟要多少钱。如果对一个历史时期的吃穿用度没有足够的了解，一写就会露馅儿。

　　“任何一个作家都要有自己的写作根据，要找到一个最熟悉、用情最深，同时也最了解的地方去进行创作，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写任何题材。”谢有顺强调，很多作家的写作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写作的抱负，而是在于没有看到自己写作的限制，懂得限制自己的作家才是聪明的。“把自己集中在一个地方，磨得足够尖锐，这样慢慢地就会有自己的风格。”

　　小说家阿乙觉得，这种对物质和实证的强调是谢有顺身上闪闪发光的地方。阿乙说，物质和实证是写作里面最基础的东西，但是，现在大多数文学青年，受自己理想的驱使，或者因为看到某一部外国小说感觉很兴奋，他觉得自己马上就可以上手仿制了。

　　徐则臣也十分赞同“实证”这个观点，他以余华小说为例，其中写到了男人隆胸、处女大赛，很多人觉得这个事情是不真实的，但余华却能举出事件的新闻出处。卡夫卡的《变形记》是虚构的，但人物早上起来变成一个虫子后，他的所有逻辑、所有情感却都是可信的。

　　“作家和读者之间是有契约的，读者之所以还愿意看下去，是因为相信作家讲的是真的。一旦读者认为作家讲的是假的，就不看了。一部作品要赢得读者的信任。这个信任不是凭空来的，是一个个细节、一个个词语累计起来。所以，但凡一个好的作家，他绝对不会随意地对待笔下的某个词，或者某个细节。”谢有顺在多次演讲中强调“实证”的重要性。

　　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

　　如果从写俗生活的层面上来比较，苏青的一些作品写得很清晰，但为什么苏青的地位没有张爱玲高？

　　谢有顺在张爱玲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之后又加了四个字——“望远皆悲”，一方面追求眼前的俗世幸福，另一方面又觉得只要看远一点，人生不过是悲凉而已。也因此，张爱玲与同时代的苏青相比，多了一层从实到虚、从俗世到虚无的心灵深度。然而，20世纪中国文学，为什么又以鲁迅为代表，而不是以张爱玲呢？

　　这是因为鲁迅的精神体量、格局、深度，都要比同时代作家更好。张爱玲的写作角度还是站在房间里看看，人是在房间里行动和感受的；而鲁迅的作品是把人放在天地间，强调我们在天地间应该如何行动，应该如何坚持。这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写作除了要把实证的一面做好，还是要有心灵的深度、有对灵魂的探索，并达到一定的精神高度。

　　“我经常在看一些西方的小说、电影，发现他们在讲一个好看故事的同时，都在思索人类的命运。前两年我看《星际穿越》发现，即便是好莱坞商业电影，但导演依然在思考我们的灵魂如何得到拯救。而中国当代中国文学欠缺的就是这样有力度、有深度的思考力，匮乏分享更大精神性主题、解读更深内在冲突的雄心。”谢有顺直指当代文学创作的痛处。

　　谢有顺总结小说家的才能，认为在经验、观察和想象三方面，还要加上思考。“小说家除了讲好一个故事，还要思考好一个故事，除了塑造好一个人物，还要塑造好一个人物的命运，以及人物的命运往何处走。多一些思考，作品背后的灵魂就不会那么浅。”(漫画 赵春青)

　　●问答精华●

　　读者：当代小说应如何重新认识和使用历史文献和叙事方式？

　　谢有顺：中国小说的发生是受翻译小说，尤其是西方小说的影响的。应该说20世纪以来，中国的小说绝大多数是吃“洋奶”长大的。如今比较活跃的作家，他们精神的源头、小说叙事的学习对象多是西方小说。

　　但是这几年来，有一个新的迹象：大家在思考如何重新认识和使用传统的叙事资源。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直接套用章回体的这种叙事模式。又比如先锋小说家格非，在2003年写的《人面桃花》中，影响他最多的可能不再是过去的普鲁克斯，那些话语、那些诗词，至少在语言和精神气息上他在有意地回归传统。

　　一个经过现代叙事艺术训练的人，再回到传统，绝不会是简单照搬传统。一个作家面对的世界，包括我们所说的传统，我们不应该那么狭窄的来理解。

　　读者：虚构和非虚构写作之间的界限在哪儿？

　　谢有顺：其实虚构和非虚构写作的边界没有那么清晰。非虚构里面也有很多用虚构的手法，虚构可能也有真实的基础。

　　非虚构文学为什么能成为一个话题？是因为非虚构写作的行动力和话题性契合了当下的情绪。普通的读者，相当时间对文学的不满主要在于当下我们切实相关的问题，无法在文学创作中得到真实的回应。非虚构满足了读者这方面的需要，它面对问题很真实、很当下、很具体，甚至很尖锐。比如打工问题、迁徙问题，都频繁地出现在非虚构作家的笔下。坦率地讲，一些非虚构的作品很粗糙，但它依然很重要。作家固然可以活在在自己的想象和虚构里面，但是在你想象和虚构里，如何跟现实对话，和真实的人生对话，和当下一些紧要的问题对话，是需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