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改革已经破题，面对即将划转过来的国有资本，承接主体如何保值增值，如何分红，如何收益收缴，将是未来最大的挑战。

　　记者：之前，关于国资划转社保已经提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动作。现在方案的出台和划转规模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我们该如何看待国资划转社保？

　　郑秉文：国有资本运作主要是国有资本的结构调整和有序进退，目标是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获取更多收益，不是简单地变现国有资本。由于过去国企红利直接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存在着诸多的障碍，这次改革，让国有资本作为社保基金的有力补充，恰恰是回归国有资产属性的体现。

　　可以明确讲，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历史债务和转型成本，也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应对“降费”出现的缺口，甚至不是为了解决当期的收支缺口，主要是从长远考虑，为了解决未来的隐性债务。其性质就是战略储备基金，用于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解决今后的压力，而且形成一个可持续增长的渠道，这是至关重要的。

　　只要产权归社保基金所有，国有资本正常运作的情况下，收益就是长期稳定的，至于其他的国有股转持、利润划转等都可以作为社保资金的另一部分来源。

　　记者：相比过去国有资产收益上缴再注入社保资金池的方式，这次国资划拨社保有什么区别？

　　郑秉文：与以往不同，这次国有资本划拨，主要还是股权，要用收益形成现金流，注入缺口，不能变现。理论上说，三年以后可以变现，但在实践中会非常非常少。我认为是不可能变现，尤其现在要做大做强国有资产。

　　这些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一方面说明对养老重视，养老的资金池里边以后固定有国有资产的影子，国有资产全民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讲，部分实现了全民受益，老百姓感受到了自己是资产的所有者。另一方面，对国有资产来讲，国有资产的经营目的性更强了。激励性比以前好了，持有者的多元化对国企的要求提高了，监督性加强了，对国有资产提高运营效率是好事。

　　记者：国资划转社保后，会对养老金制度带来什么影响？

　　郑秉文：国资划转以后，我国养老保险的收入就有四个来源：雇主、雇员、财政补贴和国资划转收益注入。如果加入了国资划转收益，目的是为了补足视同缴费的缺口，那么，注入之后就该或是减少财政补贴，或是降低费率，这样做了，就有助于代际公平的实现，否则代际是不公平的。也就是说，划转国资之后，制度设计上应稍有变化，否则，平滑代际公平就没有具体措施。

　　记者：国资划转社保之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郑秉文：不仅是地方，中央的社保基金，也面临保值增值的压力。尤其对地方，未来承接这些划转国资的主体来说，又成立一个国有独资公司来管理国有资本，能不能管好，这是个问题。

　　建立多层次、可持续的养老保险体系

　　社会保障好不好，老百姓最能感知冷暖。最近五年，我国社会保障领域动作频频，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一直都在稳步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平均已经超过了2400元，医疗保险平均报销比例也达到了70%以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又迈出坚实步伐。

　　但与此同时，支出端越来越大，但收入端的“造血”能力不足，使我国当前社保制度存在不可持续性，亟待进行养老保险综合改革。

　　记者：我国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少人都在担心，目前的社保制度在应对未来养老压力方面，是否可持续？

　　郑秉文：从理论上看，可持续性问题主要体现在老龄化加速，我们还没有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国家成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目的正是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支付。

　　养老金制度应该是很严密的，应该要有精算平衡。从政策上看，我们需要精算作为基础，否则，政策制定过程没有根据，就不知道未来人口和养老金支出的需求，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缺口，不知道这笔全国社保基金哪一天开闸放水。总之，我们要未雨绸缪，但我们建立社保基金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测算。

　　记者：目前的社会保险基金，整体上全国每年都有结余，是否意味着当期支付压力不大？

　　郑秉文：从当前来看，目前养老金支付似乎并没有太大问题，当期的制度收入是大于当期的制度支出。一些东部沿海省份和用工大省的结余情况甚至还比较理想。但多寡不均的现象比较突出。

　　正如我前面所讲的，都是由于统筹层次低下，中西部存在的缺口只能由财政补贴予以解决，而东部沿海地区不仅不需要财政补贴，而且还有大量结余，逐年沉淀下来。

　　只要仔细研究当期的养老金结构就会看到，每年的巨大余额中一大部分来自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很差，剔除巨量财政补贴之后，即便以目前居高不下的缴费水平，制度本身仍不能实现收支平衡，且缺口越来越大。

　　记者：为什么一方面有那么大的基金余额，一方面还要财政每年补贴那么多，这不是很矛盾吗？

　　郑秉文：是的，是很矛盾的，而且是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来自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层次太低，造成地区间严重失衡，造成财政资金运用存在低效情况。因为有财政转移支付“转化”而来的庞大的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太低，这就是为什么从1991年开始，中央发布的每个文件几乎都提到要提高统筹层次。

　　记者：养老金结余是否越多越好？

　　郑秉文：在我看来，如果投资体制低效的情况下越多越不好，越多损失越大，贬值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们的投资体制落后，制度不匹配，导致结余太多是低效的，福利是损失的。

　　记者：目前我国的社保费率是否过高？有多大的下降空间？

　　郑秉文：我认为费率确实过高，个人和单位的比例都高了。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这么高的缴纳水平，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替代率。

　　我认为现在社保降费的窗口期来临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遇到了好时机，该借着国有资本划转的机会，和社保降费结合在一起。

　　当然，如果制度结构不做改革，降低之后就立即面临支付养老金的压力。所以，可以降费，而且应该降费，但是其前提是改革制度，让制度的收入能力大大提高。

　　记者：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该作何期待？

　　郑秉文：十九大的这一论述为建立中国养老与健康保险指明了方向。“兜底线”是指社保的定位；“织密网”少不了商保参与；“建机制”指的是社保与商保之间建立起互动机制，建立起覆盖商保和社保的顶层设计；“多层次”是指商保参与整个社保体系的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

　　在改善民生上，保险要回归本源，包括大力发展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十九大报告提出平安中国和健康中国战略，在平安中国这个概念中必然包括养老，在健康中国这个战略中必然包括商业的健康保险。

　　记者：“老有所养”是很多普通百姓追求的基本保障之一。不可否认，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目前我国民生领域还存在不少短板。不少民众对自己的未来还是有些担忧。政府该如何补齐这些短板？

　　郑秉文：补齐这些发展中的短板必须依靠完整的社会保障顶层设计。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是以立法建设为基础的，没有立法就没有社保。而且从基本民生和公共财政的角度看，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立法能比社会保障更接近“依法办事”了。我们一直在谈如何进行保障体系建设，我认为关键是八个字：立法先行、及时修订。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领域只有一部《社会保险法》，还是七八年前出台的，极少修订。而且，我国《社会保险法》就只负责社会保险，其他来自财政转移支付的各项福利制度则不包括在内，而是分散在其他不同的由不同部委主导的其他法规政策里，因此，“九龙治水”的问题显得十分突出。因此，我国亟须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立法，这对制度构建、制度运行、顶层设计、统揽全局具有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