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江成之的辅导，又得益于产业工人的光荣身份，工厂里很快就有一批年轻的工人脱颖而出，成了上海书画社的工农兵作者，这个刻印组在上海也很快有了名气。一开始，这些年轻工人在刻印组活动时就是请江老师改改印稿，活动结束与他一起坐轮渡下班。过了一段时间，江成之便召唤了几个学生每逢星期天到他家去。此时，这些学生无疑是“幸运儿”，他们不仅能蹭上江师母烧的一桌好菜，江成之会悄悄地拿出珍藏的印谱，教大家用毛笔双勾的方法勾摹印谱。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这些工人学员们也像当年跟从王福庵学艺伊始的他一样，四处勾摹过眼之谱，然后剪贴成册，互相交流研究，获得进益。

　　没有现在的拜师仪式，连学生送一盒糖都被退回，当时，江成之就是以这种“手把手”教导的简单朴素方式，培养出了一批工人出身的书法篆刻家。他一直强调学生应以秦汉印为师，却也不忘因材施教，让学生之间的风格逐渐拉开，不被老师的风格所束缚。很快，江成之的教学就开始显露成效。在那段时间，由他带领的上钢三厂工人业余刻印组风头之健，一时无二。中日邦交逐步展开之际，一次，一个日本工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要求上钢三厂准备一份代表全市工人的礼物。于是，江成之便带领着由工人组成的美术组，刻了一套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组印，并做成一幅印屏。这件出自工人之手的作品，其艺术境界之高雅使日本客人大感意外，为之叹服。不仅如此，那时，仅上钢三厂一家工厂里就培养出了两位西泠印社社员，不仅在西泠印社的社史上绝无仅有，也是沪上书法篆刻界的一段佳话。

　　善假于前贤，博采众长

　　如今，很多沪上篆刻家当年都曾受惠于江成之的无私指导，周建国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就在上钢三厂业余印刻组名气如日中天之时，还在江南造船厂工作的周建国，虽然对书法篆刻有着无限的热情，却暂时还没有这样的学习机缘。彼时，更喜欢文科的他，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所限，选择以不脱产的形式地继续学习深造。而在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兴趣使然，周建国把大量的心思和精力放在钻研书法篆刻上，找机会就会去观摩展览，研究字帖。

　　师者，父也。1984年，拜师学艺的机会来了。那年，在江成之的侄儿、如今已是沪上著名画家江宏举办的小型画展上，篆刻爱好者周建国遇到了成师。“我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来成师的亦静居拜访。当时，成师和颜悦色地问了我学习篆刻的起因，又认真仔细地看了我带去的习作。在一番‘望闻问切’后，我的心愿———能在名师指导下系统学习篆刻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终于实现了。”从此，周建国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另一种可能，有了另一番格局。

　　然而，江门不易入，入门后更不易。“我把业余时间临摹的汉印拿去给成师看，他与印谱对照，重合90%以上，才算通过。不断临摹，几年下来，成师才允许我开始自己的创作，”周建国这样回忆他的从师学艺之路。而在刚开始创作时，江成之还会不断以“换字”的方式启发他：“这个字换成另一个字，或换掉两个字，怎么排？”周建国坦言，成师的记忆力非常好，对很多旧谱里的印章细节变化都记得非常清楚。如果他说要换个排法看看，那很可能说明这方印的排法和技艺还没过关。

　　跟着成师学习刻印数年后，他才开始教周建国如何留意前人印面以外的东西。此时，成师为勉励弟子，给周建国写了“茧阁”两字。寥寥二字，其实大有深意。从字面来看，这与他名字的“建国”沪音相同，既可作别号，又可作室名，有包含对他早日破茧飞翔，完成艺术上的蜕变的期望。而周建国则在钻研的过程中，对老师的“茧阁”二字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按照成师的指点，周建国既会揣摩前人的印面功夫，又留意其边款跋语。不少印家虽未有治印的专门著述，但在其所刻印章的边款中，常常记录了他们治印的心路历程。周建国发现，其中语絮中有不少颇具独步匠心的真知灼见。“如果将这些印款纵横贯穿起来便会有更深一层领悟：历史上凡成功之印家，尽管他们中各自探索印学之道的方法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在其初始阶段都离不开一个‘善假于前贤’、‘作茧自缚’的过程，即努力临摹秦汉，取法前人，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从而为个性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最终借古开今，达到‘破茧化蝶’之境界。”

　　所有艺术学习的过程都离不开“善假于前贤”、“作茧自缚”的过程，这些话成师也对周建国说过。努力临摹秦汉，取法前人，转益多师，博采众长。整个过程看似三言两语就能说完，但总是伴着漫长的枯燥、寂寞，又充满艰辛，很多人毕其一生，也未必能完成。而以赠印章的方式激励自己的门生，这也符合成师一贯将千言万语融入印章方寸天地的做法。

　　传承有序是创新的基石

　　“有不少同道会发问，如何能在艺术上树立自己的面目，这个问题从来都需要发问者花大量的时间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当年，我觉得自己小有成就，也问过类似的问题，而我的老师江成之先生给我的回答就四个字———‘水到渠成’。”

　　周建国坦言，自己从成师的言传身教中受益良多。在教学生时，他也会像当年成师那样循循善诱，用“换字”的方式启发学生，点滴贴近成师真传。而更重要的是有“敬畏传统”的心，这是周建国在面向专业人士和职工大众的课堂上，一直反复强调的。“现在艺术圈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其实也不光在书法上，谁要是写得像法帖就代表着创作失败。在我看来，这纯粹是误导。”周建国言语之间尽是悠然，就像他的书法和印章，蕴藉沉着，却深藏着锋芒。

　　有人说他老派，说他“泥古”，周建国对这些说法一向是一笑了之。在传承和创新上，他与成师的看法、理念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的篆刻作品大多经历了大浪淘沙，经久耐看。治印就像画人物肖像，端庄、匀称、落落大方者才能雅俗共赏。而狰狞、变形、五官走位者应和必寥。所谓传统樊篱的束缚，却能带来游刃有余的创作自由。”和成师一样，周建国也在恪守自己的艺术信念，甘愿背“保守”的黑锅。但事实上，一直以来都表示“只要继承好前人就很好了”的周建国，得成师的教诲，也在以谨慎小心的方式建立着自己的面目，大拙若巧，大变若稳。

　　秉持传承有序是创新的基石，周建国因此也尤其喜欢有板有眼的京剧。在写字刻印时，他会躲进“双持轩”，在唱机里放一曲马连良的《借东风》，或者蒋月泉的《剑阁闻铃》。在嘈嘈切切，纷繁错杂的乐声、鼓声中，桌边的周建国只管走笔唤游龙。

　　伯乐与千里马之间，需要两分缘、三分情、五分互为欣赏，所谓的三观要一致，传承才能传得下去。成师生前对这位弟子的认可则在另一方印上得以全然体现。在江成之封印前，他曾刻赠周建国一方大印：“糜砚斋再传弟子”。众所周知，糜砚斋是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庵的室名，说起糜砚斋，指的就是王福庵。而江成之则是圈内公认的，王福庵最器重的入室弟子，成师为周建国刻下唯一一枚“糜砚斋再传弟子”印章，其分量可想而知。

　　如今，这枚大印就被小心地保存于周建国日日笔耕的“双持轩”之中。数年前的乔迁，周建国整理几千册的藏书和印谱，连装箱都亲力亲为，疲劳到视网膜脱落。幸而，经过眼科医生的手术，术后恢复良好，还顺便治愈了白内障，书法篆刻生涯没受影响。也就在此时，他对自己的使命看得愈发清楚。“有些人的使命是创新，我的使命就是全力学习，竭力继承，把浙派篆刻艺术以尽可能完整的面貌呈现给后来人，使浙派艺术生生不息，使其继续发扬光大。”周建国说，自己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总是把成师赠予那枚大印拿出来翻看。“这枚印章其实已经刻在了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