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他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峭壁上蜿蜒的盘山路，曾有巨石滚落砸中他所乘的车；在荒原里迷路，没有食物，几近绝望；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突遇大雨冰雹，就躲进山窝里；有时住在牦牛皮搭建的帐篷里，因为严重缺氧，煤油灯点不亮，添加酒精也只能勉强点燃一分钟；冬季，盖3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漫漫长夜难以入眠……

　　并不是说去过西藏很多次，高原反应就不存在了。事实上，高原反应有17种，钟扬每次进藏都会遭遇几种。但他总说自己没事，不让别人担心。他曾连续十几天腹泻，却坚持野外采样。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别名——钟大胆。因为不管山多高、水多凉，不管多么危险、多么困难，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一往无前。

　　他说，有些事情是难，但再难，总要有人去做。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

　　十多年来，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1000余个物种的4000多万粒种子，占西藏物种的1/5。在雅鲁藏布江边，他和学生历时3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不懈追踪十余载，他的团队在海拔4150米的山上寻获“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珠峰北坡，他带着学生采集到了珍贵的鼠麴雪兔子样本，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植物学家采样攀登到的最高点……

　　他兴奋地向人们讲述在西藏收集种子的“浪漫”故事。他说：“在未来的10年，可能再完成1/5。如果能多培养一些人，大家协同攻关，20年就有可能把西藏的种子库收集到3/4，也许再用30年就能够全部收集完。”

　　追梦——他是真正爱国的，爱她的每一寸土地

　　如果说走进西藏，最初是出于生物学家的使命感，被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吸引，那么钟扬一次次决定留下来，扎根高原，播种未来，则是听从这片土地的深情召唤。

　　“在漫长的科考途中，我深深地觉得，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从此，帮助西藏大学建好生态学科，留下一支优秀科研团队，让西藏的生态研究走得更远，成为钟扬的新梦想、新目标。

　　在西藏的前10年，他是自掏路费的“科研志愿者”。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单增罗布记得，钟扬刚到西藏大学那年，整个藏大理学院没有一个硕士点，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没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要申请研究项目简直是神话。

　　更关键的是，老师们并不相信钟扬的到来能带来什么改变。当钟扬提出“以项目来带学科带队伍”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做成。但他毫不计较这些，一心就想把事情做好。

　　藏大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他就挨个做工作。帮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申报，无论是否成功，每个项目他都自掏腰包补助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2004年，钟扬帮助西藏大学的琼次仁老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此前一年，琼次仁申报的项目没能通过，一度想放弃。“别担心，我们一起想办法。”那段时间，钟扬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最终，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增强了藏大老师们的科研信心，也加深了藏大老师与钟扬之间的友谊。

　　一年后，琼次仁不幸罹患癌症，弥留之际，紧紧拉着钟扬的手说：“我走时，你抬我，你来抬我。”藏族人都懂，这是他们给予朋友的最高信任。

　　2010年，钟扬成为中组部选派的第六批援藏干部，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他曾在全校大会上放下豪言：“如果西藏大学拿不到博士学位点，我决不离开。”那时，西藏大学在理工医学科连一个硕士点都没有。

　　西藏大学植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获批；钟扬领衔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答辩通过，带出了西藏第一支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一个又一个零的突破实现了。

　　2013年，他立下的“誓言”实现了！西藏大学生态学博士点获得批准，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没有博士点的空白，圆了几代藏大人的梦。

　　2017年，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得知消息，电话那头的钟扬激动地连说3个“太好了”。

　　而今，这支“地方队”的研究力量已经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方面，形成了日本、欧美和中国鼎立的格局。

　　作为援藏干部，一般一轮是3年。但每一轮援藏快结束时，他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继续——第一次是要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当地的人才培养起来；第三次是要把学科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2015年，51岁生日那天，钟扬突发脑溢血，死里逃生。抢救后的第3天，还没有度过危险期。他在重症病房里口述记录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经过多年在西藏的工作，他更加意识到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把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经过这场大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病后的他，脚步不仅没有放慢，反而还加快了。

　　出院时，医生再三叮嘱：一不能再喝酒，二要按时吃药，三不能再去高原了。第一条，对两瓶白酒下肚面不改色的他，有些痛苦，但他真的滴酒不沾了。包里多了个透明塑料小药盒，每天三顿，特别认真地数药、放药、吃药。可第三条，他实在做不到。

　　他戒得了酒，戒不了西藏！

　　几个月后，他又踏上了去西藏的路。

　　再次进藏时，身边的人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大不如前，有时连上车和下车都特别吃力。劝他把节奏放慢些，他总说：“没事、没事，我很好，我还要在西藏再干10年呢。”

　　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香美所理解的钟扬：“他是真正爱国的，爱她的每一寸土地，正是这种至诚热爱，让他不畏艰险。”

　　育人——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钟扬的学生，如今已是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的拉琼发现，病后稍有恢复的他变本加厉地工作，一天排满了各种事。比如：

　　2017年6月24日上午到拉萨贡嘎机场，下午3点30参加西藏大学博士生答辩会，下午5点起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不停地处理各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论文等事情，晚上11点回到宿舍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各项申请书，半夜1点起开始处理邮件，半夜2点上床睡觉、4点起床，4点30起床吃早餐后开始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钟扬的衣袋还总是装着很多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各种待办事项，每做完一项就用笔划掉。他常常感到时间不够。但再忙，他也坚持腾出大量时间倾听学生的想法，和学生深入讨论。野外采集了标本回来，他会在实验室振臂一呼，学生们就会赶来一起制作标本。大家围坐在一个大教室里，面前放上胶水、针、线，一边做事，一边听他讲故事。

　　学生们说，他就像一棵大树、一座大山。做他的学生是幸福的。

　　他喜欢做饭。虽然一个人时经常只是吃方便面，办公室堆着成箱的方便面，包里还有很多小包装的饼干。但只要有机会给学生做饭，他一定要亲自掌勺。

　　回锅肉、酸菜炒肉、麻辣手撕鸡……他的学生都吃过几道“钟式私房菜”。他打趣说，热爱生命首先要热爱食物。饭桌上，一些问题就讨论出来了，谁的项目怎么做，接下去的考察路线怎么定。到了野外，每天他都比学生早起一个小时，准备好早饭。

　　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他曾和同事半开玩笑说，在商场，顾客是上帝，在老师心里，就要把学生当上帝。他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点，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在他的实验室里，每个学生做的都是最适合自己的研究。他还愿意招少数民族学生，尽管有些人基础相对薄弱。他说：“基础差一点没关系，我帮你补，你只需要一颗热爱植物学的心。”他认为，当地学生熟悉地形，了解当地生物分布，如果受到良好的科研训练，完全可以做出成果。

　　他特别鼓励大家开展与自己家乡相关的生物学研究。于是，他的实验室有了拟南芥的发现和研究，有了青藏高原手掌参和山岭麻黄的研究，有了宁夏枸杞和蒙古黄芪的研究，众多具有地方特色、与民族地区背景密切相关的个性化课题在他的支持下开展了起来。

　　在钟扬排得密密麻麻的时间表里，西藏的事、学生的事，总是优先的。他还是很多中小学生喜爱的明星专家、“科学队长”，心甘情愿将大量宝贵的时间分给科普。他说，小时候家中那套残缺不全的《十万个为什么》让他相信，科学能深入儿童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