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莹

　　以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搅动家庭关系为题材的作品，在近年的戏剧舞台乃至影视银幕上并不鲜见。舞台上，有借莎士比亚疯狂的李尔为“元戏剧”，呼应患者丧失心智前的最后告别的《离去》；电影界，有细腻铺陈相濡以沫的老夫妻之情的《爱》（法国）和《长寿商社》（韩国）。法国编剧Florian Zeller的《父亲》（中国版译《陌生人》）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打乱了时间、空间的顺序，以颇具形式感的片断化叙事，模仿了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精神世界，给观众以解谜探秘般的观剧快感。

　　话剧《父亲》2012年首演于法国巴黎Hebertot剧场，并取得巨大成功，于2014年获莫里哀奖最佳话剧奖。此后蜚声世界，被译成多种语言，先后在英国、美国、新加坡、香港上演。值得一提的是，该剧2015年曾改编成公路类型电影，片名《Floride》，讲的是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安德烈认定小女儿爱丽丝还在人世，长女安娜带他踏上寻找小女儿之旅。电影版是借话剧的人物关系及既有情节素材延展出的新故事，从另一个角度“坐实”了舞台剧中未及展开的部分信息。主人公安德烈确实有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儿，而非许多话剧观众猜测的安娜也许就是爱丽丝，安德烈是因病理反应而不认识女儿了。事实是，爱丽丝因车祸意外死亡，而这是安德烈最不愿面对并选择遗忘的悲剧前史。

　　记忆可以错乱，性格人性却不会变化。随着老病，彬彬有礼的建筑师安德烈的真相在他的行为逻辑中暴露了出来：他会粗鲁地用晾衣竿打人、爆粗口，他的小气、多疑、风流、偏心和不愿面对悲剧的脆弱，让我们看到这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慈祥智慧的老人。这提示我们一个事实：小肚鸡肠的人、有人格缺陷的人，一样会变老，一样会得病，身为他们的亲人该如何应对，这引出了比父慈子孝的幸福之家更为复杂的人性课题。

　　真相铺开在原本敬畏安德烈的亲人面前。即便如此，长女安娜也并没有放弃，她甚至将这个折磨人的父亲接到男朋友家以便照顾。然而“安德烈的折磨”还在继续，甚至升级，直至外人忍无可忍。那一记来自女儿的男友、家宅的主人，转眼就被忘记的耳光，结束了安德烈父女的关系。

　　在我看来，所谓“陌生人”，既是安德烈感受到的周遭那些影影绰绰的面孔，以及身处其中的不安全感，同时，也是被多加修饰遮掩的、那个与自我设定大相径庭的真的自己。令我多少有些遗憾的是，话剧《陌生人》的演出呈现了形式的第一层，还未能开掘至内涵张力的第二层。

　　从法国原著剧本题名的《父亲》，到中国版本的《陌生人》，标题之变微妙地改变着戏剧的中心及走向。原剧从女儿的口吻呼出的“父亲”，天然地建构了父女这对贯穿全剧的关系。而题为《陌生人》的中国版则更像是一场老人的独角戏，让观众体验了一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心理空间，体验他仿佛身为悬疑剧主人公一样惊悚的每一天。可以看到，何冰入戏很深，演至剧终也能引人动容。若说遗憾，或许是因为缺少对手而无处着力，故而有些乏力感吧。

　　这种没有对手的孤独，首先暴露在演员团队因表演体系不同而带来的风格割裂。为了以自己最舒适和观众最好接受的状态演出主人公安德烈，何冰甩出了一口字正腔圆的京片子，不仅台词腔调而且是肢体语言的全面塑形。京味儿外国戏并非何冰起始，而是焦菊隐先生所创立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一项传统，于是之和朱琳主演的《洋麻将》就是很好的范本。以经典保留剧目的呈现看，观众并非不能接受，甚至可以喜闻乐见于这种独特的演剧风格。可是，《陌生人》的困境在于，除了何冰，其余演员并不能以京腔京韵完成表演，偶尔一两句儿化音改变不了人物的精神面貌。舞台就此割裂成了何冰与“别的演员们”。

　　更重要的是，当演出被简单地演绎成老年痴呆症患者安德烈的心理空间，一切都以安德烈的立场建构逻辑体系之后，直接结果是除安德烈以外的其他人都成了道具，而不再是一个人，他们不再需要寻找出属于人物的前后自洽的行为逻辑线，而沦为安德烈脑内复盘的一枚棋子。是主观想象，当然就可以借用、嫁接、变形甚至无中生有。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扮演皮埃尔的男演员第一次上场，是以一种颇具侵略性的嘴脸出现在安德烈面前的。这固然令安德烈能够自然地表现出不安与惊惧，但却并不符合他们已经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应有关系。我指的是皮埃尔的表现并不合理，且不具备一贯性，包括他后来对安德烈“他是个病人”的爆发也是即时反应，以至于当他“不堪折磨”地偷偷殴打安德烈以发泄时，只能令观众认为这是个坏人凌辱病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父亲》的剧本中，安德烈是以一种滚刀肉牛皮糖一样的自说自话的方式，近身折磨着女儿和女儿的男朋友。在《陌生人》的舞台上，安德烈单方面的自述如此无辜，并没有对同居者构成折磨，更无能令他们筋疲力尽。

　　在所有“别的演员们”中，扮演安娜的演员最为重要，那一记被忘记了的耳光之后，疼痛的屈辱感却留了下来，这便是安娜所说的“我感到他怕你”。在此，演员演出了质问，但没能演出悲伤。这与他们之前沦为“陌生人道具”的舞台身份有关。当“工具”突然流露感情，观众却来不及投入。假如女儿能够与安德烈势均力敌，假如女演员能够与何冰分庭抗礼，演出或许会呈现另一番光景。

　　那以后，演出进入第三幕，告别之幕。一栋腾空了的房子，安娜已经决定送安德烈去养老院，自己也决定离开。安德烈身处这所即将人去楼空的房子，敏感地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巨大变化，他在质问：“什么家具都没有了！”“我们家遭贼了！”演出呈现的方式是顺接的，就是这样，就是安德烈不记得了。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设想，此处的安娜是在扯谎。她也借用了皮埃尔及大家都会采用的策略——对安德烈胡扯。反正他马上就会忘记的。“一直就是这样”（并不是）、“房子就是这样设计的”（并不是）。那么，一个睁着眼说瞎话的人该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是否更能凸显抛弃者的自责？谎言是脆弱的，安德烈准确地指出，“你错了！”“谁设计的？”如此，我们才能够看出决定“抛弃”父亲的女儿“被质问”的焦虑。她必须将谎言进行到底，“我就喜欢这样。”“我设计的。”（此处甚至是可以是个双关语，即，我设计了今天骗你去养老院的这个局）她用一杯咖啡岔开话题躲到幕后去，逃避父亲的追问。接着，我们看到了安德烈的脑中世界，空旷而恐怖的空间内，回荡着来自女儿的不知何时何地发过来的声音。在我看来，此处该有眩晕的效果，因为眩晕，安德烈才会独自爆发。待安娜回来时，安德烈回到现实时空。门铃响了，她催促他穿衣服，为什么要换衣服？因为这次来的女人不是看护劳拉，尽管他们还在谈论着劳拉，这仍是蒙骗老年痴呆患者的把戏，观众眼见为实，来的是陌生女人，是来接走安德烈的人，接他到养老院去。

　　整整一场戏，贯穿着女儿对父亲的谎言和父亲凭直觉对谎言的精准揭穿。而这对亲人，却在这种不明言的冲突中进行着告别。无奈的选择、残忍的坚持，该是一场情感充沛的高潮戏。遗憾的是，我所观看的那一场演出中，扮演女儿安娜的演员完成了台词的任务，但没能演出其中的意味及情感来，以至于与我一起看戏的朋友甚至生出女儿真的贪没了父亲的房产的“暗黑”猜测。

　　以上，我们不能将一切都归罪于演员能力，在我看来，首先是“独角戏”的设定限制了其他角色的发挥。没有对手的何冰把力气更多地投注在了那段最后的独白上，“我就像一根枯树枝，我的叶子一片一片全都掉光了……”很有力量的诗意台词与演员水乳交融地牵动了观众柔软的心。何冰将风烛残年意向——注定只能在陌生的地方在陌生人中孤身一人度过最后时光的悲情状态传递了出来，能够直击有情者的肾上腺素。我的遗憾在于，假如在这个动人的尾声前能够有一幕有力的高潮，这该是一出更了不起的作品。当然，高潮的问题，并不仅在高潮本身。

　　摄影/史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