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找到人生理想，最简单的方式——如果我们的头脑足够简单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宗教。宗教是赋予人生意义最直接、简单的方式，当然前提是你信它。“好了好了，关于人生、关于这个世界、关于天下大道，我个人是没有能力去寻找的，那么我就只听一个人说，听一个造物者说，从今以后，我个人任何想法都不要了”。理论上，确实是如此，但事实上像我们这样的人，像我们中国这种信奉实用理性的国度，自己从小受科学的教育，你说让我们非常死心塌地去信一个东西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信仰的东西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去寻找。我还是愿意选择一条勇敢者的道路，信自己，就是一条勇敢者的道路，也就是说，我的人生价值、我的人生意义，要靠我自己来赋予它，而不是靠某个权威、某个神灵。

　　关于职业，有些人可能慢慢会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宗教，有些人以音乐为自己的宗教，有些人可能是历史，有些人可能是文学，像我们就努力地让考古成为自己的宗教。许宏老师讲“考古是可以安顿身心的一个东西”，这就是他在寻找自我过程中的体验，考古职业对于他已经有了宗教的意味了。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田野考古给我们知识和生活的滋养

　　北青报：您写到最早是想学史学的，结果被考古系录取了之后还挺茫然，对旧石器什么的毫无感觉，到实习的时候才开始产生兴趣。为什么？

　　郑嘉励：小时候，我的理想是文学。七十年代生人，很多人的理想就是要做文学家。我念小学的时候就有很强烈的想法，如果我这辈子可以成为鲁迅先生的话，今天能成为鲁迅，明天马上死掉我都乐意。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想法随着慢慢长大之后会改变。小学想做文学家，初一还想做文学家，到高中的时候就想做历史学家。因为那时候看范文澜他们的书，那个愿望也很强烈。考大学，几乎所有的志愿都是报考历史系的。但像我们农村出来的孩子，报考志愿，最后肯定都会填写“服从调配”，于是就被考古专业录取了。

　　考古专业老师肯定给你讲，反正是兄弟学科，彼此彼此。其实差别挺大的，尤其是史前考古。我刚才讲了，它没有文字，通过实物研究人的行为、行为背后的观念世界，它无书可读，以一种非常接近自然科学的田野调查方式来研究人类社会。这种方式和趣味，跟历史学很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就拒绝。

　　后来，渐渐发现，你说我对这东西完全就是讨厌吗？好像也不是。不感兴趣，是你不得门径嘛，你进不去，也没有实践，发现不了问题，也提不出问题，当然了无生趣。但在参加考古实习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考古本身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课堂里讲的东西很抽象，一到实践中就容易明白。好比讲唐代、宋代的瓷器有什么区别，课上讲有什么用？拿一堆唐代瓷片、宋代瓷片摆在这里，你一看就明白了。

　　北青报：考古实践的什么吸引到您？

　　郑嘉励：田野生活，有辛苦的一面，但也有很好的一面，尤其是你喜欢读书、行路的话。比方我跑到一个新地方，就读当地的文献、当地的书，考古发掘的对象又涉及当地的遗址和文物，这就会给我们很多关于当地的新知识。考古的发掘对象，具有不可预见性，今天不知道明天的遗址会出土什么。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假如我们真有兴趣的话，它就会带给我们以探索的充实。

　　我们每到一个新地方，还真不是浮光掠影地随处走走。我们贴着土地生活，跟老百姓生活、劳作在一起，他们的喜怒哀乐会感染你，会影响你。你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生活，这是在书斋里无法想象的世界。所以，考古工作一方面给我们知识方面的滋养，更有生活方面的滋养。我现在写这两本书，我的题材根本就没有写完，我还有很多的阅历与积累，这些就是我的财富。一方面是知识的积累，一方面是生活的积累，这种生活、工作方式，就非常接近于古人标榜的那种理想化的生活，那就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做墓葬，它直接涉及具体的人、

　　涉及生死、涉及存在和虚无

　　郑嘉励：当然这是理想化的描述，任何工作都一样，考古也有许多的艰难、辛酸，甘苦自知，不足为外人道。当我心情好的时候，确实会比较享受考古的工作状态，年轻的时候，甚至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满足，每天有新发现，还有工资补贴。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父母老去，孩子逐渐长大，我们的价值观都会面临重新的洗牌。

　　过去我感觉，只要有个考古新发现就满足了，到四十岁你还会这么想吗？四十岁，我可能会想，这个工作能不能给我带来社会地位？能不能给我带来社会认同？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经济回报？都很现实的，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有，我要在业务领域内获得资源。原先的那些就不能满足自己了。

　　我们在某个遗址、墓地的发掘中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我们也写考古报告，但我们发现它的影响力几乎就只局限在全国的几个同行之间。当然我们的学术价值并不是说一定要依靠公众、社会的认同，但是一个学者客观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这个学者能够为社会、为公众提供什么样有影响的文化服务。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多大的文化产品，才能获得多大的回报。这不是功利的说法，事实如此。社会现实也会逼着你去想。

　　北青报：那怎么办呢？

　　郑嘉励：我就想“还是做历史时期考古吧”。2000年前后，在我们浙江考古所，做历史时期考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除了做越窑、龙泉窑，没有第三种选择。浙江是青瓷的故乡，瓷器是一个非常大门类的物质文化遗存，公众也关注。我要是一直做陶瓷，可能今天坐你面前我就穿唐装了，谈谈青瓷鉴赏，焚香喝茶的，会显得很风雅。我从1998年起做了八年的越窑青瓷，写了一些文章，后来发现自己不能满足，我觉得这个领域太过专门了，无法跟具体的人、具体的历史事件以及人的喜怒哀乐联系在一起。

　　后来，我开始做墓葬，墓葬可以涉及具体的人、涉及生死、涉及存在和虚无。再后来我又做城市考古，比如杭州临安城、嘉兴子城。城市是一个时期、一个地方的政治中心，那时代最重要的人物、最好的建筑、最精华的东西都集中在城市，就是那个时代物质、精神文化的大集萃。

　　显然，墓葬和城市考古的题材相对于瓷窑址，更容易跟史学的议题去对接。表面上看，我的选择好像这样那样，朝三暮四，其实我是以自己的方式去回归到自己高中时期的志愿，我过去的志愿就是做历史研究。这就是寻找自我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是不自觉的。

　　“考古，不能吃，不能穿，有什么用？”

　　这是个粗鲁但深刻的问题

　　北青报：什么时候开始写杂文？

　　郑嘉励：2010年以后开始写，很晚了。我的趣味，基本上是史学趣味。我做墓葬，做宋墓，在浙江几乎就我一个人做。有些墓葬题材很好，发现也重要，比如《徐谓礼文书》等等，所以很容易就让我在宋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又会发现，考古生活有很多东西没有表达出来。比如在配合基建的考古发掘中，我有很多对历史、对人情世故、对社会、对人生，包括个人生活的想法，这些东西不吐不快。

　　我的文字里面，有很多向鲁迅先生致敬的地方。这也是不自觉的。其实，还是在以迂回的方式回归自己少年时期的理想，因为我儿时的理想就是做鲁迅这样的文学家。初心跟青少年志趣才是更加本质的自我。年轻时我们有很多理想，在参加工作以后，结婚生子以后，很多理想慢慢就迷失掉了。40岁以后，好像经济条件渐渐都改善了，但我依然好像不感到快乐，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年轻时候的愿望和理想越来越远了。一个人有很清晰的自我意识不容易，但是很多的行为，其实都是少年时期的情结在发挥影响。

　　北青报：现在好像考古也挺红的，像《国家宝藏》那些节目，大家还都挺爱看的。您《考古四记》中最后一句话是：“‘考古，不能吃，不能穿，有什么用？’——这是个粗鲁的问题，也是个深刻的问题，我愿意带着这个问题继续求索。”大家现在对考古表现出来的兴趣，在您的理解和接触里面，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还有您觉得这个东西，它对老百姓真的有什么用？

　　郑嘉励：我觉得人对历史文化产品的消费，这种需求是永远存在的。任何时代历史读物都是一个时代的刚需，过去有蔡东藩，现在有当年明月、易中天。我们不能说这些东西一定有多好，但是民众对它们始终有需求。考古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历史中有实物遗留的、更可把握的、更有代入感的、有温度的历史。公众对考古有需求，很正常。

　　北青报：是出于了解未知的兴趣？

　　郑嘉励：民众对历史文化产品（考古当然包含在里面）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些人可能确实是对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有兴趣，有些人可能对里头的政治权谋感兴趣，有些人可能对它的经济价值或艺术感兴趣，这些都无可厚非。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我们的文化产品要在多方面、多层次满足他们的不同需求。

　　我们以海昏侯墓为例，它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是很自然的。一方面因为海昏侯这样非常特殊的戏剧化的身份，还有墓葬里面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很多的金银财宝，还有考古发掘本身的探索的过程，很多人对它感兴趣。有些人会感兴趣刘贺的命运，有些人关注文物的艺术审美，有些人纯粹对金银财宝有兴趣。这些需求是多层次的，都值得尊重。事实上，我们如果能够给人家提供多层次的需要，这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产品。

　　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