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也不止女作家，一生迷恋纸上世界，大约无非就是寻觅那个知己吧

　　●女性命运，大约从来都同其个人情感境遇有着缠绕不清的关联

　　最近，性别意识、女性写作、女性经验、女性主义等话题常常被提起、谈及。我也经常被读者问到，作为女作家，你觉得优势和难处是什么，你如何看待？老实说，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被称为女作家是一种冒犯，或者是评判标准的暗中降低，是男性中心话语阴影的遮蔽或者覆盖。我也不认为，女作家就一定没有作家那么响亮、正大、高级。女作家就是女性作家，不必过于敏感和纠结。

　　自然了，因为性别差异，到底是男女有别。女性好像更细腻、更柔软，心思幽微，一腔柔肠，千回百转。两个女人见面的问候，往往是，“你这裙子真好看”。这是女人之间的礼节，也不必当真。就像一个女人哭诉她先生的种种不是，最好的态度，大约是帮那可怜的先生说话。梁实秋在《论女人》中说，假如女人所捏造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税，便很容易致富。奥斯卡·王尔德也说过，艺术即是说谎。在这个意义上，女人或许是天生的小说家。打着虚构的幌子，一本正经地说谎话，只不过，兜兜转转，她总有本事自圆其说。小说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小声说说。这是汪曾祺先生的话。一个女子，她的生活或者圆满，或者有缺憾，她内心里总不免孤独。心有郁郁，无以遣之，遂一发而为笔墨。她本是自言自语，说给自己听的；倘若无意中被人家听到了，心有戚戚者，便是知音了。女作家，也不止女作家，一生迷恋纸上世界，大约无非就是寻觅那个知己吧。

　　多年来，我一直写故乡“芳村”，写乡土中国。“芳村”一直是我文学创作的精神根据地，长篇《陌上》更是“芳村”这一文学版图的集中呈现。以物理时间计，我的城市生活比乡村生活更长，与我耳鬓厮磨、日夜相对的其实不是“芳村”，是城市。作为小说家，我迟早要把我置身其中的城市写出来，即将出版的新长篇就是我积累多年之后的一次尝试。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书写一个女性的精神成长和命运遭际：从乡村到城市，从芳村到京城，那道射向精神的隐秘的微光，不断照耀，不断闪烁。内心世界的千回百转，情感生活的颠沛流离，心灵的动荡难安，人性的撕裂和挣扎，价值的颠覆和重建，精神的蜕变和新生，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深刻的痛楚的烙印，影响并重新塑造着人物的精神面目和心灵世界。人生困境中的不屈和不甘，对人性尊严的捍卫和珍惜，暗夜中的彷徨歧路，内心力量的生发、积累以及壮大，女主人公在生活的激流中沉浮辗转，在命运的壁垒面前跌跌撞撞，伤痕满怀，最终获得了内心的巨大安宁。

　　这部长篇书写城市，但我的芳村始终在远离城市的地方默默伫立，暗中相助。一个芳村女子对于城市的想象和期待，在现实的强大碾压之下，如何破碎，如何百般缝合而不得？千疮百孔之后，如何在生活的烈焰中艰难重生？如果把这部长篇视为“我”的自叙传，那么，这部小说大约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女性的个人史。个人的，私密的，暧昧、复杂、丰富、幽深，一言难尽，有着强烈的女性色彩和个性气质。

　　女性命运，大约从来都同其个人情感境遇有着缠绕不清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女性的情感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女性命运的走向。小说以人物情感为脉络，跨越近40年，书写了一个女性从少年、青年到中年的成长历程，从天真稚嫩到饱经沧桑，再到纯净如水；从内心动荡到内心安宁；从单纯到复杂，再到重归单纯。城乡文化的碰撞交锋，异乡人的新乡愁，残酷的城市生存法则，北京新移民的中国故事……小说以巨大的叙事耐心，仔细勾勒出一代人的精神地形图，写出了社会转型期新的中国经验。小说在现实和回忆之间自由往返，有时间的纵深感和苍茫的命运感。看似日常的叙事背后，有大的时代背景若隐若现。个人命运和时代生活之间的关系缠绕纠结，有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在里面。

　　在结构形式上，小说的主体部分之外，还插入了七个短篇小说。插入部分和主体不断对话、对峙、反驳或者争辩，构成一种巨大的内在张力，从而有一种多声部的叙事效果。现实和回忆不断交错、闪回、缠绕，叙述上更自由更从容。

　　梦里不知身是客，且把他乡作故乡。这部新长篇里的疼痛、创伤、苍凉、孤寂，最终都获得了抚慰和安放。理解和体恤这世上人心的苦难，谅解并且热爱这世上的一切，这是地母般的辽阔、温厚、包容和悲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