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先生脑海中闪现出许多类似的例子，如“我的哥哥的钱包”“王敏的弟弟的同学”等，于是对大家说，“我觉得应该是先把最后一个名词切分出来，再一步一步往下分析。”之后，他琢磨这个问题，并从中悟出一个想法：如果多个名词形成的“定中”偏正结构，各个名词之间是层层领属关系，那么这种结构在层次切分上，应该都是左向的。

　　同年在安徽大学参加中国语言学会年会，陆先生利用空闲时间向朱德熙先生就此问题进行请教。朱先生觉得他的想法有道理，可一旁的李荣先生却说“这未必”。李先生举出了一个反例：“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不管从前往后切分（意即“祖父的父亲”），还是从后往前切分（意即“父亲的祖父”），语义组合的结果都是曾祖父。

　　陆先生一时不知如何对答。但他没停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回到北京后他听从朱先生的建议，把研究范围限定在由指人名词构成的偏正结构上，收集了大量材料，并在朱先生的指导下，认真研究分析，最后证明自己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李荣先生说的反例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这种偶然的巧合即使在严谨的数学中也可能会出现。例如，“‘3+4×1’，不管是正确的先乘后加，还是错误的先加后乘，最后答数都是7。错误的计算思路也能偶然得到正确的结果”。

　　陆先生最后撰写成题为《由指人的名词自相组合造成的偏正结构》的论文，于1985年在《中国语言学报》上发表。此文至今仍是运用结构主义层次分析法研究汉语结构的经典之作。

　　1999年，我考上陆先生的博士生，最初的博士学位论文计划是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汉语的量范畴。陆先生开始也是认可的。但是，他11月去美国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一回来就给我打电话说：“张璐，你换换研究计划，看能不能用生成语法的原则与参数理论研究汉语的一些移位现象。”

　　陆先生还带回乔姆斯基最新的《The Minimalist Program》复印本让我边看边试着翻译。我当时感到十分意外，觉得很是棘手，因为此前完全没有系统学习过生成语法，担心自己能否啃下这块硬骨头。

　　陆先生知道了我的顾虑，对我说，“寻找一种新的方法、一种新的角度，前途可能有两种：一是最终证明这种方法和思路是可行的，事实的分析能证明这种新方法的解释比前人的分析更好；二是可能此路不通，但那仍旧是有价值的，说明这种理论目前来说，针对汉语解释力不够，就理论和方法本身还需要完善，这也可以给后人一个提示，‘此路不可行’。”

　　在陆先生的不断鼓舞下，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突然开了窍，博士论文虽充满波折但最终完成，并顺利通过答辩。

　　陆先生笑称，他自己的英语主要是工作以后自学，不是很好，对于国外新的语言学原文原著只能一点一点地“啃”，不像年轻学者那样可以大口大口地“吃”。但是，陆先生是真的啃透、啃明白了。他为研究生开设“语法分析”专题课，不仅向学生介绍了几乎统治了半个世纪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句法分析理论，也介绍了当今形式派、功能派、认知派一些较为前沿的句法分析理论，总共将近30种。

　　大家听了陆先生的“语法分析”课，都觉得这个课有两个特点：一是不空讲理论，总是紧密结合汉语实际，通过运用所要讲的理论方法来解释汉语的句法现象，解决汉语研究中的问题，从而将一个个句法分析理论方法介绍给学生；二是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条理也极为清晰，逻辑性很强，一些深奥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经他结合语言事实一讲，大家都能听得懂，听得进去。

　　陆先生的“语法分析”讲稿，后来被他整理成一部教材，取名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教材立刻受到普遍欢迎，至今已经出到第四版，发行量超过十万，成为高校现代汉语语法专题课的教材或主要参考书，也是高校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方面考硕考博的必读参考书。

　　陆先生对我们说：“对于当代语言学中的某一个理论，我必须自己搞懂了，并联系汉语实际想清楚了，才会拿到课堂上去讲。”

　　这里不妨讲一个小插曲。

　　2004年，陆先生去韩国延世大学访问，一位研究哲学的韩国学者找陆先生请教乔姆斯基的原则与参数理论。他对陆先生说：“乔姆斯基的‘原则与参数理论’，我问了韩国好几位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教授，他们解释了半天，都说得头头是道，但我听了还是不懂。今天特来向陆教授请教。”

　　陆先生很客气地说：“请教不敢当，我也不一定能解释得很清楚。”他没直接解释，而是先给这位先生举了两个生活中的例子。首先是交通规则。陆先生对他说：“现在每个国家都会制定严格的交通规则，以防止发生交通事故。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交通规则，就是在双向道路上，同方向行进的车辆必须靠一边行驶。这就是普遍原则。至于靠左还是靠右，每个国家出于民族心理或传统习惯，可能有所不同。比如韩国、美国和中国都是靠右行驶，日本、英国和新加坡都是靠左行驶。这就是参数的不同。”

　　接着，陆先生又向服务员要了一张正方形的餐巾纸说：“可以做这样一个实验，让班上学生每人拿一张方的纸，然后叫学生按口令折叠。口令有四条：第一条口令‘对折’，第二条口令‘再对折’，第三条口令‘再对折’，第四条口令‘撕掉一个角’。然后叫学生把纸摊开来举起，你会看到学生手上的纸五花八门，多种样子。这表面看来一团乱麻，没有什么规则，实际上里面有规则。那四条指令是原则，但是实施的过程中怎么对折？撕哪个角？会有不同的选择，这就存在参数差异。不同的选择形成不同的条件，最后造成不同的纸样。语言的情况相类似。乔姆斯基提出‘原则与参数理论’，意思就是说，人类现有的6000多种语言，表面看都不一样，但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之所以不同是由参数的差异造成的。譬如说‘吃’这个动作，一定有个动作者，有个受动者，即动作的对象，这在汉语和韩语是一样的，这就是共性，就是原则；可是，汉语说成‘金先生吃苹果’，韩语却说成‘金先生苹果吃’，二者不一样，这就是由‘词序’这个不同的参数造成的。当然语言要复杂得多。这一理论也只是一种假设性的理论，是否如此，这正是乔姆斯基所要探究的。”

　　那位先生听了高兴地说：“这一回我理解了！”

　　陆先生运用国外语言学理论，从不人云亦云，总是经过自己思考。譬如，认知语言学提出隐喻、转喻理论，陆先生一方面认为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确实都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人认识、理解客观世界的一种工具；人类各种语言活动，可以说都是通过隐喻、转喻来体现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但同时他也认为，国外将投射（projection）或映射（mapping）看成是隐喻、转喻的工作机制，这值得商榷。

　　陆先生提出，在起始阶段似应该作这样的假设：“在人的认知域里，一个认知域可以激活（activate）另一个认知域。”按这个假设，在人的心智中，不同认知域之间首先不是投射/映射关系，而应该是激活关系，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联想（association）关系。他以汉语的实例作了说明，并将看法写成《隐喻、转喻散议》，立刻为《外国语》杂志所看中，在2009年第1期刊登出来。

　　兴趣

　　在外人看来枯燥乏味的语言研究，对陆先生来说却充满了乐趣。他常说一句话：“科学研究的第一要素是兴趣。没有兴趣，科研就会是件苦差事。”作为语言学家，他对语言现象是非常敏感的。在日常生活中，他随时留意着语言使用的新情况。比如上大酒楼、大饭店用餐时，一进门服务员都会热情地迎上前问：“请问几位？”就餐者往往会脱口而出“我们五位”“我们四位”等。

　　普通人听到这样的招呼，都不会多想。但陆先生却敏锐地注意到这是新用法，因为辞书、语法书和讲汉语量词的论著里，都说这个量词“位”含敬称之意，不能用于说话人自身一方，不会说“我们三位都来自上海。”酒店里的这个应答用得对不对？是什么驱使人们这样回答？

　　为解决这些疑问，陆先生就到酒店进行了实地调查，假装在门口等人，留意客人进门时与服务员的对话。调查一共注意到163拨客人和服务员的对话，结果发现其中151拨顾客在答话中用了“位”，只有12拨顾客用了“个”。

　　陆先生又向北京籍的三位语言学家请教，结果他们都认同有这个说法。他最终在《从量词“位”的用法变异谈起》（2007年）中形成了一个看法：在汉语会话中，会话双方在某些词语的选用上会跟随最先发话人，最先发话人用什么词语，在后面会话中就跟着用什么词语。那么，除了Grice和Leech提出的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外，根据汉语的语言事实，可以建立起一条新的会话原则“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

　　不要认为这个问题到此为止了。2017年2月，我们同门与陆先生、马先生聚餐，陆先生刚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首届欧洲汉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回来。席间陆先生突然说：“对了，你们看这句话该怎么说？当我向你们介绍这次布达佩斯会议的嘉宾发言情况时，是该说‘布达佩斯会议大会发言嘉宾一共有两位，一位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孙朝奋教授，另一位是我’？还是该说‘另一个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