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的萧萐父，堂庑很宽，学风严谨，所谓“坐集古今中外之智”。他希望自己与同道、学生都尽可能做到：“多维互动，漫汗通观儒释道；积杂成纯，从容涵化印中西”。他深受梁启超、侯外庐、汤用彤等先生的影响，能心领神会、出乎其外、超越创新。

　　萧萐父晚年更重视经学，曾与笔者多次详谈三礼，详谈近代以来的经学家，如数家珍。他也重视儒学的草根性，多次阐述了中华人文价值、做人之道、仁义忠信等是通过“三老五更”，通过说书的、唱戏的等，浸润、植根于民间并代代相传的。

　　作为教师的萧萐父，一生教书育人，认真敬业，倾注心力；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对学生的教育，把身教与言教结合了起来，重在身教。他强调把道德教育、健全人格的教育放在首位。他认为，年轻人要经得起磨砺、坎坷，对他们不要溺爱，而应适当批评、敲打。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现代仍要讲义利之辨，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要把根扎正。

　　在哲学史方法论、史料学等课程上，萧萐父真是与时偕行，讲课时时有新的材料和新的思想，例如关于文化反思，源头活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思考，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古史研究与马恩对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朱光潜先生对维柯的《新科学》的翻译及其方法论的意义，金克木先生关于中印西比较文化的精彩论述，狄百瑞、陈荣捷、沟口雄三、傅伟勋等国际汉学家的新成果，古史祛疑，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与泛化问题等，都是他吸收的新信息、反思的新成果，亦成为他的课堂教学不断增加的内容。

　　作为学科带头人的萧萐父，有着开放宏阔的学术视野以及杰出的组织能力，敏锐地把握海内外学术界的动态，让本学科点的老师与同学拓宽并改善知识结构，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方式，实现并扩大对外交流，虚怀若谷地向海内外专家请益。他有凝聚力，善于团结、整合学科点老、中、青学者，以德服人，尊重差异，照顾多样，和而不同。他有全局观念与团队精神，事事考虑周围的人。他很有学术眼光，深具前瞻性，开拓了若干特色领域。

　　作为文人的萧萐父，兼修四部，文采风流，善写古体诗词，精于书法篆刻，有全面的人文修养与文人气质。他对分科过细的教育状况多有批评。

　　博大精深

　　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只是萧萐父的一个研究领域，绝不是他的全部。他有博大的气象，这当然是指他的心胸和意境，也指他在理论建构与学术上的多面相。

　　萧萐父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理论功底，能融会贯通。他的理论贡献集中在启蒙论说、传统反思、哲学史方法论与中国哲学史及辩证法史的架构等方面；他的学术贡献集中在他深度地、极有智慧地探讨了中国哲学史的多个面相，在经学（主要是《周易》）研究，在儒、佛、道的研究，在汉唐、明清、现代等断代哲学史的研究上，有创新见解，又开辟领域，培养人才，使之薪火相传。

　　关于《周易》，萧萐父考察了易学分派，提出了“科学易”与“人文易”两个概念，并倾心于“人文易”，指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乃“人文易”的核心。

　　萧萐父揭示了“人文易”内蕴的民族精神，其中包括时代忧患意识、社会改革意识、德业日新意识、文化包容意识等。他重视反映人文意识新觉醒的近代易学。

　　关于儒家，萧萐父肯定了《礼运》大同之学，孟子的“尽性知天”之学以及分别来自齐、鲁、韩《诗》的辕固生的“革命改制”之学，申培公的“明堂议政”之学，韩婴的“人性可革”理论，认为它们皆属儒学传统中的精华。而子弓、子思善于摄取道家及阴阳家的慧解而分别涵化为《易》《庸》统贯天人的博通思想，尤为可贵。

　　萧萐父肯定了《易》《庸》之学的天道观与人道观，认为所谓“至德”，并非“索隐行怪”，而只是要求在日常的社会伦理实践中坚持“中和”“中庸”的原则，无过不及，从容中道；只有这样，在实践中，“成己”“成人”，“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就可以达到“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最高境界。重主体，尊德行，合内外，儒家的人道观体系也大体形成。他阐释了儒家的儒经、儒行、儒学、儒治的传统及其多样发展，并且特别重视对儒学的批判与创造性转化。

　　关于佛教，萧萐父力求透悟佛教哲学的一般思辨结构（缘起说、中道观、二义谛、证悟论），重视解析其哲学意义，他对佛学中国化过程中极有影响的《大乘起信论》，对慧能，对《古尊宿语录》，对禅宗的证悟论都作过深入研究且有独到见解。

　　关于道家与道教，萧萐父对老庄哲学、道家人格境界与风骨、隋唐道教、黄老帛书均有精到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学术界涌动着一个“当代新道家”的思潮，萧萐父是其中的推动者之一。他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积极的入世关怀。他倡导“新道家”，当然与他的际遇和生命体验不无关系，他是一个行动上的儒家和情趣上的道家。

　　萧萐父的生命，儒的有为入世和道的无为隐逸常常构成内在的紧张，儒的刚健自强与道的洒脱飘逸交织，互补为其人格心理结构。总而言之，他肯定的是道家的风骨和超越世俗的人格追求与理想意境……相形之下，他对儒、道的取向又确有差异。

　　当然，这并不妨碍萧萐父对儒学的真精神采取宽容态度，更不妨碍他自己的真精神中亦不乏浓烈的儒者情怀。他所批评的只是儒学的负面与儒学的躯壳。

　　至于明清之际哲学思潮，则是萧萐父的专长。他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这一思潮，把这一段哲学史作为一个断代，作为哲学史教材的一编，予以凸显并细化，又特别深入地研究了王夫之、黄宗羲、傅山等个案。他是当之无愧的王夫之专家和明清之际哲学的专家。

　　关于现代哲学思潮，萧萐父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诸流派及其他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方面，他对李达、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冯契等人作了深入研究；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方面，他对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作了深入研究，还研究了梁启超、刘鉴泉、蒙文通等学者的思想与学术。

　　萧萐父还积极开拓了中日思想的比较研究领域，支持了楚地简帛的研究等。他培养了很多学生，这些学生在中国哲学史、文化史等领域继续跟进他的开拓，予以补充或深化。他也鼓励自己的学生按个人兴趣向科技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等方向发展。

　　萧萐父坚持启蒙论说，反对取消、解构启蒙的看法。实际上，他强调的“启蒙”，内涵十分丰富，不是近代西方的“启蒙”所能包括的。

　　萧萐父“启蒙观”的要旨，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自己的现代性根芽，强调本土文化中孕育了现代性。他主张的是中国式的启蒙，是中华文化主体的彰显，而不是全盘西化与全盘式的反传统。他驳斥过中国自身不能产生现代性因素的西方偏见，这就疏离、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也就蕴含了“启蒙反思”。

　　萧萐父说，中国的现代化，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对于多样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作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因此，就必须正确认识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必要而且可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据或“源头活水”，也就是要找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文化接合点。萧萐父不希望继续陷入中西对立、体用两橛的思维模式之中。

　　萧萐父认为，所谓启蒙，是中国式的人文主义的启蒙，是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失去主体性的，走别人的路。他强调，中国有自己的文艺复兴或哲学启蒙，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在特定条件下展开过这种自我批判。他的关键性思路是从我国17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接合点，与西方思想家视西方启蒙为绝对、普遍的立场，决然不同。他特别重视“自我更新”，即依靠涵化西学而强化自身固有的活力，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消化西学，重建“中华文化主体”。

　　萧萐父的思想和精神中有显隐之两层，显性的是“走出中国中世纪”，隐性的是“走出西方现代性”，这两层交织一体，适成互补。他批判了理性过度膨胀所带来的生态灾难与人之生命的迷惘，批判了历史的虚无主义与道德价值的相对主义。他强调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与当代中国伦理共识的重建，并多次参与国际性的“文化中国”的讨论。

　　萧萐父多次参与国际性的“文明对话”，他一贯充满了文化包容意识与多元开放心态。他说，对世界文化的考察，要摆脱东方中心或西方中心的封闭思考模式，要走向多元化，承认异质文化的相互交融；东方与西方有共有殊，东方各民族之间、西方各民族之间也各有同有异。他主张尚杂、兼两、主和的文化观，在差异、矛盾、对立中互动。

　　综上所述，萧萐父通过文化反思，针对国家、民族文化建设的现实、紧迫问题，着力于理性与启蒙价值的引入，特别是发扬中国传统中与之相契合、相接植的因素（例如他下过功夫的明清之际思想家们的新思想萌芽等）。

　　萧萐父是一位东方、中国的有底蕴的学人，他论说启蒙的时代又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开端，在现代性的弊病暴露无遗之际。在这种背景之下，由这样一位中国杰出的诗人哲学家，这样一位生命体验特别敏锐的思想家来论说启蒙，其意涵已不是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内容，而恰恰是超越了启蒙时代的启蒙精神，包涵了诸多反思启蒙或启蒙反思的内容。他实际上有着双向的扬弃，意在重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恰好低估了萧萐父学术思想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