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照宇在实验室研究矿石标本

　　朱照宇团队在上陈村遗址中发现的一件石器（不同侧面）

　　人物档案

　　朱照宇，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新生代古环境演化与现代地质环境变化及人地关系演进，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等科技项目数十项。

　　左手端着一个长方形的搪瓷盘子，右手摆弄着盘子上的几块石头，科技日报记者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广州地化所）研究员朱照宇的对话便从手中的石头开始。

　　“我从小就跟石头有缘。”朱照宇指了指盘子里的石头笑着说，自己打小喜欢玩石头，常到家附近的铁路边上捡石头玩，后来直接报考了地质院校。没想到，自己“把兴趣发展成了职业”，一干就是45年。

　　去年7月，朱照宇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文，介绍了他们在陕西省蓝田县上陈村一带新发现的一处距今212万年的古人类旧石器遗址。这项成果表明，古人类至少早在212万年前就出现在非洲以外的地方，由此将人类离开非洲的时间往前推了27万年。

　　前段时间，该成果入选“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意外发现成就重要成果

　　谈及此次在上陈村的发现，朱照宇一下打开了话匣子。

　　“我和团队从上陈村遗址中发现了96件石器，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和石锤等。”朱照宇说。

　　这些人工打制的石器，正是朱照宇团队确定古人类在此地生活过的重要证据。

　　2007年7月18日，这个日子朱照宇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他和团队在上陈村遗址发现了一处新的连续黄土剖面。“大家一见都很兴奋，我的两个学生很快就跑过去，我老人家吭哧吭哧地在后边追。”意外的是，他们在黄土地层中发现一个石块，接着又找到更多石块。

　　团队里两位研究古人类和旧石器的专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罗宾·丹尼尔鉴定后表示，“这些石块就是石器。”

　　学界一般认为，石器便是此地曾有人类活动的重要证据。

　　“于是，我们继续沿着黄土层往下挖，穷尽所能，直到再也挖不下去了。”朱照宇介绍道，黄土土层犹如树木，也有识别其年龄的“年轮”，它的名字是“黄土—古土壤序列”的旋回。确定了黄土或古土壤的年龄，也就能大致确定埋在此处的石器的年龄。

　　从2008年开始，朱照宇将挖掘所得的石器进行整理、研究，最终在2014年得出结论——古人类至少早在212万年前就出现在非洲以外的地方。“我们是从地质学角度，来推断古人类出现的历史时期。”他说。

　　一脚踩黄土、一脚踩红土

　　第四纪地质学是朱照宇的研究领域。“这是研究有人类以来的沉积物、生物、气候、地层、构造运动和地壳发展历史的学科。”他介绍道。

　　攻读博士时，他师从地球环境科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研究中国黄土高原第四纪古气候与新构造演化。

　　毕业后，他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第四纪地质学中的红土地质与古环境，并已做得小有成就。但到2001年时，他突然选择“双管齐下”——一脚“踩”红土、一脚“踩”黄土。

　　这样的转变，源于埋在朱照宇心中十多年的一个疑问。

　　写博士学位论文时，朱照宇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断代方法——“古土壤断代法”，即直接把黄土古土壤序列作为年代标尺进行断代。“中国有那么多第四纪古生物和古人类遗迹地点，要是能用上这把‘尺子’，可以相对准确地判定出它们所属的年代。”这一想法对他此后的研究发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是在写那篇论文期间，朱照宇曾多次去往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进行野外考察。

　　蓝田县是著名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发现地之一。教科书中对此地的描述是，该县出土的古人类蓝田人化石距今约115万年。“但我在现场发现的，却与前人所描述的地层结构不同。按前人的描述，115万年前的化石位于第15层黄土中。但当时我感觉，这些化石好像是在第15层黄土的下面。”朱照宇说。

　　不过，朱照宇当时没有深究下去。毕业后，他回到广东，进入广州地化所，遵从师嘱开始进行红土研究。只是这个疑问，时不时会飞入他的脑海中。

　　直到本世纪初，时隔十多年后，机缘巧合他又来到公王岭。“我立刻去到之前的地方，一看，没错，之前的疑问依然存在。”朱照宇说，此后他重新查阅了所有与之相关的研究文献，但文字材料并未解答他的疑问，他决定亲自去寻找答案。

　　2004年底，他和学生冒着大雪去公王岭采集样品。之后，通过详细的地质学调查和测量，确定了蓝田县公王岭直立人头盖骨赋存地层的年代应是距今163万年。这个发现将“蓝田人”出现时间向前推了48万年。2015年，该成果刊登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人类进化杂志》上。

　　“抓”“借”学生组建团队

　　去年成果在《自然》杂志刊发后，朱照宇一下子“火”了，无数采访电话打到了办公室。在简单接受媒体采访后，他便立刻启程，再次赶往上陈村。“论文一发表，很多人闻风而动，以为挖到了什么宝贝，到现场乱挖，我得赶紧回去保护好遗址。”他说。

　　“老师对科研的执着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受益匪浅。”他的学生邱世藩说，那篇刊发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在投稿期间，其实并不顺利，前后历经了5次“大修”。

　　当时，团队很多人都失去信心了，更有人说“算了，别投了”。但朱照宇从没想过放弃，甚至在《自然》杂志评审专家建议下，带领团队又去实地调查了两次。

　　实地考察是地质工作者的日常。尽管年事已高，但朱照宇照样亲自带领学生去野外进行调查。十多年间，他带着学生到蓝田县先后进行了20多次野外考察和样品采集。

　　野外条件很艰苦，饿了有时只能嚼几口饼，渴了就吃几口西瓜。到了盛夏，中午温度太高无法工作，朱照宇就带着学生在树荫下纳凉或躲进山洞里小憩一会儿。

　　有一回，在陡峭的黄土地层上采样时，朱照宇不小心脚底一滑，从半山坡上滚下去。回想起这一幕，邱世藩至今仍后怕不已。

　　但这一切，在朱照宇看来都是可以克服的，他没觉得有多苦。回忆起出野外的点滴，他更愿意用“有趣”“惊喜不断”等词来形容过往。

　　“要说实在的困难，可能就是研究经费比较紧缺。”朱照宇说，因为当时该项自主研究没有专项研究基金，前10年的工作主要由自己学生组成的团队完成，但自从他退休返聘后，就没什么人手了。

　　于是，朱照宇便“抓”自己已经毕业的学生来帮忙，要不就向其他老师“借”学生。他戏称自己的团队是“游击队”，所里的人都说这支队伍是“铁打的老头，流水的学生”。

　　如今，朱照宇几乎每天都会到实验室来看资料。“下一步，我要把黄土古土壤气候环境变化与古人类生存环境的演变整理成文字材料。”他顿了顿说，“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还要继续做。”

　　本报记者 叶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