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近照 本报记者 刘陆摄/光明图片

　　【光明访名家】   

　　开栏的话

　　201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70年来，知识分子，是与光明日报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群体。其中的名家大家，在各自的领域辛勤耕耘、贡献卓著。他们的奋斗历程，与新中国的发展一路同行，与光明日报也多有相知相交的温馨故事。

　　继《新春访名家》之后，今日起，本报继续开设《光明访名家》专栏，组织多路记者深入全国各地，拜访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科技界、文化界发挥重要作用的知识分子代表。我们期待通过与他们的交流，让更多读者深入感受这些名家的爱国情怀和奋斗历程，呈现大国与大家之间相辅相成、同频共振的发展历程。

　　2019年还未过半，王蒙就先后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中、短篇小说《生死恋》《地中海幻想曲》《邮事》等，并推出新书《争鸣传统》（与赵士林对谈录）和《睡不着觉？》（与郭兮恒对谈录）。如此旺盛的创作力，让不少青年作家都自愧不如。

　　走进王蒙的书房，一方书桌，两面书墙，就是他日常的创作环境。“这是我的车间”，他说，“我只要一写小说，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提起写作，已至耄耋的他，立刻容光焕发。

　　最近几年，王蒙的创作进入加速期，几乎每年都有两三部新作问世，内容和形式也常有新意。这一切，他都归功于时代和生活的日新月异。“文学本身并不产生文学，只有生活能产生文学。”经过八十五载的沉浮打磨，王蒙不忘自己的来时路。

　　王蒙的革命之路，开始得很早。11岁，王蒙与北京的地下党建立了固定联系；14岁成为地下党的候补党员；15岁当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参与到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眼见着战斗、胜利、曲折、发展，新中国的每一步历程，王蒙都参与其中，感情炙热。

　　1953年，19岁的王蒙，开始动笔创作首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那时候，很多文学界的前辈劝告年轻人，创作要先从豆腐块文章开始。王蒙反其道而行，引发关注。有人问他：你是靠文学天赋还是写作技巧？“都不是，我靠的是对新中国建立的感动，靠的是新中国开始时的‘所有的日子’。”一腔热血少年情，开启了他的文学之路。

　　20世纪60年代，王蒙下放新疆。十六载风华正茂，抛洒在辽阔雄奇的边地上。那段岁月里，他与维吾尔等各族同胞朝夕相处，同劳动、共杯酒、学维语、唱心曲。这段人生旅程给了他丰厚的馈赠——他当时酝酿并创作的小说《这边风景》，尘封近40年后重修问世，2015年一举斩获茅盾文学奖。

　　对王蒙而言，生活中的一切，皆是创作灵感来源。几十年中大大小小的人事经历，全部化进了王蒙的文学中。他书写政治历史，创作各种小说、诗歌、散文。他创作的丰富性，在一代作家中堪称翘楚。新书《睡不着觉？》是他首次跨界与睡眠专家合作的谈话式作品。“文学是人学，那医学更是人学了。”而《争鸣传统》，则是“我与赵士林时时碰撞出火花”，王蒙笑道。

　　王蒙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也与日俱增。近年来，他陆续推出《老子的帮助》《庄子的奔腾》《天下归仁》《得民心得天下》等著作。解读列子的著作，也已提上出版日程。“我最近在研究荀子，颇有心得。”王蒙又许下新作之约。

　　读者好奇，王蒙的创作生命力为什么越来越强？“新中国的命运，就是我的创作源泉。”王蒙道出真谛，“70年的新中国探索之路，饱含艰辛，但是它的建树，也是前所未有、举世瞩目。每个大中城市，每个县城，每个小村落，都有很大的发展。要讨论的话题，永无尽头。”

　　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王蒙对国家和生活的热情似乎从未消减。他的老友冯骥才曾说，王蒙从“少年的布尔什维克”成长为“一个清醒的、经过各种磨练的布尔什维克”，其中，既有变也有不变。

　　作为一个高产的作家，王蒙一直保持着与读者交流的热情，各类论坛、读书会、高校讲堂，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我特别愿意和读者朋友交流，可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话语体系，这几年每年要在各地做讲座40场左右。”交流使王蒙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和学习力。就在采访的两天前，他刚刚结束云南丽江和湖南株洲的讲座回到北京，但交谈中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倦意。

　　王蒙与记者交流的时候，夫人单三娅在客厅忙着收拾行李。单三娅曾是光明日报的资深编辑，但王蒙说，他与光明日报的缘分，比与夫人的缘分，还要早几十年。

　　1979年1月21日，王蒙的《青春万岁》后记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当他收到报纸的时候，人还在新疆，捧读的一刻，感慨万千——这部小说从创作到正式出版，历经了20余年的周折，虽然当时还未出版，但这篇后记的刊载，对他意义重大。“那种激动是无法想象的”，他至今犹记。

　　同年，王蒙回到北京。刚住进招待所，光明日报的编辑就找了来。“那天编辑黎丁来约稿，拿走了我刚写成的小说《夜的眼》，后来刊登了几乎一整个版面。”这对刚刚回到北京的王蒙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肯定，因为光明日报很少以这么大篇幅刊登小说。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年代，这篇小说在光明日报发表后，社会反响热烈。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天津作家赵玫读后深受震撼，她说：“忽然感觉生活与文学在我眼里不一样了。”

　　就这样，王蒙与光明日报的缘分越来越深。1983年到1987年，王蒙住在距离光明日报社原址不远的虎坊桥作家楼。“那时候，我投稿连二分钱的邮票都不用贴，过马路就搁在传达室，写上谁谁收。”王蒙笑称，有人统计过，自己是在光明日报发稿数量最多的作者。

　　今年适逢光明日报创刊70周年，王蒙感慨良多：“光明日报是一份有品格的报纸，《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意义尤其重大。这份报纸有着丰厚的文化含量和敢为人先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生活的标志之一。它一直与中国各界知识分子有着密切联系。”王蒙希望这种精神能够持续、发扬、光大。

　　走过与光明日报交往的40年，也走过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70年，王蒙的创作始终饱含新意，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他的笔触也一直应和着时代的声音，敢为人先，永远青春。

　　在王蒙的写字台上，堆满了各种古今书籍。他每日创作，阅读；他每年远赴新疆和各地，追寻岁月情怀。这位精神矍铄的作家，一直用行迹与作品，宣告着青春不老、生命不老、文学不老。

　　他分明还是那个年轻的王蒙。

　　（本报记者 李苑 本报通讯员 马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