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守仁在位于长江西陵峡畔三峡坝区的办公地点接受记者采访。(2018年7月14日手机拍摄)本报记者杨依军摄

　　深夜,长江西陵峡畔三峡坝区静谧无声。北面一隅的14小区办公大楼亮起一盏孤灯。

　　79岁的郑守仁,正埋身于一摞摞材料中,专注地在电脑键盘上缓慢地敲击出一个个字符。日复一日地忙碌下,230万字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建筑物设计及施工技术》已送出版社,200多万字的《长江三峡工程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雏形初现……

　　郑守仁是三峡工程的工程设计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自1993年受命主持三峡工程的工程设计,郑守仁在这里一待就是26年。

　　随着三峡工程各项工作陆续结束,一批批建设者离开了,往昔热闹忙碌的办公大楼空空荡荡,只剩下几个人,郑守仁却不曾离开。

　　三峡坝区一套简陋的工房,成了他永久的家,他的生命“早已和三峡大坝融为了一体”。

　　“守在坝区,把三峡的资料整理总结好”

　　被毛泽东誉为“长江王”的著名水利专家林一山曾找人带信给郑守仁,要他一定把三峡工程的总结做好

　　虽然建设任务已经完成,无论严寒酷暑,只要不外出看病、开会,郑守仁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他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心里只有工作,几十年如一日。现在每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就去办公室工作,不到十点不回家,每天早上也提前上班。”1995年到三峡工作的长江设计院枢纽处副总工陈磊说。

　　“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打字很慢,只能一点一点熬。”患病加上长期伏案,郑守仁的身材微微伛偻,他说,“一定要用尽生命最后的力量把三峡工程的资料总结好,这里有些是经验,有些是教训,要吸取教训,给后人借鉴。”

　　这项工作,最适合郑守仁干,也只有他能干。

　　被毛泽东誉为“长江王”的著名水利专家林一山曾找人带信给郑守仁,要他一定把三峡工程的总结做好,只有郑守仁可以把这个总结做好。

　　在三峡工作的人,都知道郑守仁有一个习惯:保存好每一次会议纪要,亲笔撰写现场设计工作简报,供技术人员和相关专家参阅。虽然代表局只剩下几个人,郑守仁现在依然一期不落。

　　翻看这些会议纪要和工作简报,三峡工程建设时的每一点进展成就,每一个问题的发生和解决,每一次技术讨论和工作安排,都清清楚楚。时任长江委三峡工程代表局副局长林文亮说,工作简报和会议纪要是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郑守仁走在三峡工地最真实、最细致的写照,印刻着他对三峡的一片赤诚之心和真知灼见。

　　长期的超强度工作把郑守仁的身体累垮了。他患有严重失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2005年和2015年,郑守仁先后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癌和原发性肝癌等多项疾病,连续做了手术。2015年以来每隔3个月他都要到医院进行复查、治疗。

　　然而,最让他担忧的,不是病痛也不是身体,而是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作为一名水利人,能参与三峡工程是最大的幸福。”郑守仁说,“只要三峡工程需要我一天,我就在这里坚守一天。”

　　“‘白领’必须坚持到山沟里干实事,才有建树”

　　三次挑战截流长江这一世界难题,郑守仁都是在工地上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各个工地来回跑,每天要跑20到40公里”

　　23岁从河海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就到陆水试验坝工地,到79岁高龄依然在三峡工地坚守,56年的水利生涯,郑守仁几乎都在工地上度过。他坚持设计与施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建设工地攻关出一大批技术难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郑守仁主持了乌江渡、葛洲坝工程导截流设计,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葛洲坝截流时,法国有一家公司提出20万美元做一个大江截流方案,这对于刚刚改革开放、外汇稀少的我国无疑是天文数字。

　　长江委的专家们自己做方案,第一次挑战大江截流这一世界难题。他们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进行大量模型实验。担任导流组组长的郑守仁提出用“钢筋石笼”为截流龙口护底,以增强抛投块体的稳定性,大大减少了进占抛投料的流失,确保了大江截流一举成功。人类首次腰斩长江,世界为之震惊。

　　郑守仁回忆说:“那时候工地的广播经常广播我的名字,要到现场去解决实际问题。在各个工地来回跑,每天要跑20到40公里。”

　　在葛洲坝崭露头角,郑守仁很快被委以重任。1987年,郑守仁升任长江委副总工程师兼隔河岩工程设计代表处处长。他驻守工地解决各个环节的重大技术问题,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大胆创新优化设计,节省投资1300万元,使隔河岩工程一次蓄水成功,提前一年发电,被授予工程技术人员唯一的“隔河岩工程特殊贡献者”。

　　在隔河岩的几年,作为设计总负责人的郑守仁有了全过程的历练,为后来主持三峡工程设计工作做了技术准备。

　　1993年,在从事水利工程设计30年后,53岁的郑守仁迎来了他一生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荣耀:担任长江委总工程师和长江委三峡工程设计代表局局长,负责三峡工程设计,直接主持长江第二次和第三次截流设计方案工作。

　　三峡工程号称“全球一号水电工程”,有人形象地称之为“科技博物馆”、世界级难题“题库”,有20多项经济技术指标名列“世界之最”。其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当属1997年的大江截流和2002年的导流明渠截流。

　　1997年的大江截流是在葛洲坝工程形成的水库中实施的,水深达60多米,超出一般的特大型工程截流水深的两三倍,江底还有20多米的松软淤沙,截流难度可想而知。导流明渠截流流量大,落差高,龙口合龙单宽能量世界第一,江底为人工开挖修整形成,平整光滑,综合难度世所罕见。

　　面对难题,郑守仁集中群体智慧,首创“人造江底,深水变浅”预平抛垫底方案,保证了大江截流顺利实施。导流明渠截流前,他花了两年时间,通过水工模型反复试验和比较研究,提出双戗截流、分担高水头落差的良方。

　　导流明渠截流前夕,别人都惴惴不安,郑守仁却格外轻松。他胸有成竹地说:截流合龙已是胜券在握。自信源于他多次参与截流设计的丰富经验,也源于他率领的长江委设计人员为完善截流方案所作的精心准备。

　　2002年11月6日上午,奔流千古的长江再一次被拦腰截断。导流明渠截流在全国院士大会上被评为2002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

　　三次挑战截流长江这一世界难题,郑守仁都是在工地上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他夜以继日奔走在工地上,与各方技术人员携手攻关,依靠科学民主的作风和集体智慧克服一个个技术难关,创下十几项优化设计成果,推广应用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据不完全统计,经优化设计,仅主体工程就节省混凝土100多万方,节约投资3亿元。

　　凭借在坝工领域的杰出成就,郑守仁先后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何梁何利奖、国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等国内外奖项数十个。

　　林一山对郑守仁曾有这样的评价:郑守仁既做过三峡工程的论证,又一直实践在荒野的现场,他先后参加了陆水试验坝、乌江渡、葛洲坝、隔河岩,包括三峡等多个重要枢纽工程的建设,经历了从规划、初设、技设到施工、运行调度各个环节的设计和实施,解决了施工过程中发现的很多难题。“这就说明‘白领’也必须坚持到山沟里干实事,才有建树。”

　　不抠质量不讲科学,就会付出血的代价

　　“他喜欢和一线工人交朋友,和他们打成一片。但涉及施工质量问题,却容不得半点马虎。如果有工人偷工减料违背设计,哪怕是一条铁丝缠得不符合要求,他都会严厉指出来”

　　“三峡工程不能出现任何差错,要对工程负责,要对历史负责,我们设计标准是千年一遇,在有生之年可能都不会遇到这么大的检验,但是你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提起对工程质量的精益求精,郑守仁激动地说,“首先设计上不能出任何差错。只有设计是优秀的,才能保证工程的质量。同时还要保证施工质量,设计、施工都要优质。”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周恩来总理当年对葛洲坝建设者的谆谆教诲。

　　数十年来,郑守仁始终把这句话镌刻在心里。

　　“除了在办公室,他最常去的就是工地,即使是除夕夜也雷打不动。”陈磊说,“他喜欢和一线工人交朋友,和他们打成一片。但涉及施工质量问题,却容不得半点马虎。如果有工人偷工减料违背设计,哪怕是一条铁丝缠得不符合要求,他都会严厉指出来。”

　　1996年春节,左岸非溢流坝8号坝段进行基础验收。经过几个来回,大年三十仍未达标。正月初一一大早,郑守仁直奔现场,指出缺陷后对施工人员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三峡主体大坝基础万万不能马虎。”直到施工单位将缺陷处理妥当,他才同意验收。

　　陈磊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三峡大坝的第一方混凝土要浇灌时,只有20多岁的他发现有个地方平整度有问题,要求修正。施工单位领导不服气,就到郑守仁那告状。没想到郑守仁不讲情面、不打折扣,旗帜鲜明地支持陈磊。

　　陈磊说:“我那时很年轻,在人家眼里就是愣头青,但郑总相信我们、坚持真理,我们在工作中就很有底气,严格控制施工质量。”

　　而今,提起三峡工程的质量,郑守仁相当自豪。他说:“三峡工程稳定运行了十几年,没有出现过质量问题；大坝靠近坝基的最低一层廊道我们可以穿着布鞋进去,右岸大坝400多万方水泥土没有出现裂缝,潘家铮院士说是创造了奇迹。”

　　事实上,郑守仁对工作的严谨细致,对工程质量近乎严苛的要求,源于他两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郑守仁的家乡位于淮河边的安徽省颍上县润河集镇,饱受水患之苦。1948年冬,润河集解放,当地政府修建了淮河上第一座水利枢纽工程——润河集水利枢纽工程。然而,1954年大洪水,润河集水利枢纽泄水闸泄洪时被冲毁,大片村庄和农田被淹没。洪水退后,这座水闸被迫拆除。此时,年仅14岁的郑守仁就立志水利报国。

　　郑守仁说,这个闸被冲毁主要是设计洪水标准偏低、闸基地质勘探尚未查清、基础处理结构措施不当等。“搞水利工程,如果基础资料不搞准,设计就容易出事。所以搞水利工程跟水打交道,容不得任何的差池。”

　　上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乌江渡工地上一位负责人不讲科学地蛮干,就出了大事故。郑守仁回忆说:“1971年4月乌江发大水,预报当天水位要超过导流洞顶,本来应该撤退,但为了抢工期,工地负责人就让用木板挡水,结果水涨上来把导流洞淹了,造成施工人员伤亡事故。”幸运的是,郑守仁被喊到洞进口上面开会,逃过了一劫。

　　“所以你不按照科学办事,就会造成人命。对不对?这都是血的教训。”郑守仁语重心长地说。

　　心里装的都是工作,却很少考虑自己

　　在武汉的家,郑守仁几乎一天晚上也没有待过。而郑守仁夫妇在三峡坝区的家——两个小房间,分别只有十几平方米。卧室里,摆下一张床后,空间就所剩无几,一张桌子、一个简易衣柜,就能把逼仄的余地占据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本部在“九省通衢”的武汉,也许不会有人相信,郑守仁几乎一个晚上也没在武汉的家里待过。那么,他的“家”究竟在哪儿呢?

　　“三峡坝区十四小区4316号”,是郑守仁夫妇在三峡坝区的家,他们一住就是26年。

　　其实,凡是去过的人都知道,这哪里称得上是家啊!

　　两个小房间,分别只有十几平方米。卧室里,摆下一张床后,空间就所剩无几——一张桌子、一个简易衣柜,就能把逼仄的余地占据。

　　桌上摆满了瓶瓶罐罐的药。有郑守仁的,也有妻子高黛安的。两人前些年都患有癌症,至今还不能断药。

　　不方便生火做饭,坝区食堂就是他们的厨房——每天,郑守仁雷打不动地从宿舍步行去食堂打饭。身为院士和领导,他坚持和普通员工吃一样的三餐。

　　在宿舍和我们见面时,两位乐观的老人,热情地向我们挥手。郑守仁满怀爱意地看着妻子,几十年来,都是如此……那一刻,我们仿佛看到了两个青春洋溢的年轻人。

　　甘苦相伴,相濡以沫。郑守仁和高黛安,在工地相遇、相知、相爱,又在工地相守了一辈子。也许,不愿离开,也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与大坝、与水利紧密地连在了一起,难舍难分了吧!

　　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郑守仁都可以拍着胸脯说问心无愧。但是对家人、对女儿……心中却始终有萦绕不去的愧疚和遗憾。

　　1968年9月,在武汉,一个女娃呱呱坠地。而后不久,领导安排要他们去贵州乌江渡水电站工地,不满周岁的她就被送去了远方的苏州,送到了外婆家。此后,她很少在父母的陪伴下长大……某年,刚参加完高考的女儿到葛洲坝工地来看父母,整日奔波忙碌的父亲竟然都很少有时间陪她。女儿只好愤愤地说:爸爸爱工地,胜过爱女儿!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满脑子都是工程、都是大坝、都是事业、都是工作,却很少有其他。如果你在坝区看到一个独自匆匆、整日忙碌的身影,他,就是用一生书写忠诚的大国工匠郑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