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说，他第一次发表史学文章，事前并没有想很多。那是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影响很大。文中提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中国近代史划分时期的标准。金冲及当时教这门课已经一年有余，有了一些想法，觉得应该把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状况结合起来，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史不同时期的标准，两者是一致的或有联系的。

　　1955年春节，金冲及在办公室值班，想着该把这个意见提出来，就用一整天时间撰写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寄给《历史研究》编辑部和胡绳商榷。没想到《历史研究》很快就发表了，引起史学界的重视。金冲及也由此得到了胡绳的关注。

　　1955年，金冲及撰写的《论1895年到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一文，发表在复旦大学学报之上。这是他第一篇利用原始资料写成的长篇史学论文。1956年，他又发表了《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人民日报》学术版专门介绍了这篇文章。

　　那几年，金冲及一年只写一篇论文。他认为，与其一年写十篇文章都在原地踏步，不如用心写好一篇文章，力求能有所长进，努力做到写一篇文章就进一步。“事实证明，在研究工作刚起步的时候，这样做是很有好处的。”金冲及说。

　　1965年，金冲及根据组织安排被调到文化部工作。没想到“文革”很快爆发，他先是被作为“当权派”给绑回复旦大学，接着又受到各种莫须有罪名的审查。其中有三年时间，他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种水稻，当地天气酷热，稻田里的水蒸气有一尺多高。有一次，金冲及实在没有撑住，晕倒在田里，发烧超过40℃，幸好被及时送到卫生所救醒。

　　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成功，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先将《文物》等三个刊物恢复起来。这一年年底，金冲及被调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先后担任副总编辑和总编辑达10年之久。由于工作需要，他系统补充了考古学的相关基本知识，甚至为弄懂文物的历史背景，还用一年的业余时间读完了《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后来又在二十四史中挑出十四种进行研读。

　　这段经历使金冲及深刻体会到，无论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即使是原来不熟悉或不期望的岗位，只要全力以赴地投入，总会有所收获。如果只是因为本职工作不符合自己的愿望，就一味应付了事，其结果只能是时间白白浪费掉，还一事无成，那才真的不值。

　　为伟人立传

　　1981年夏天，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李琦为编写《周恩来传》，通过中央组织部把金冲及调去，先是借调，到1983年正式调入。1984年，金冲及担任研究室副主任，1991年又任常务副主任，直至2004年离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主要任务，一是编辑出版党和国家以及主要领导人的文集、文献汇编，二是研究这些领导人的思想和生平。金冲及做得更多的是后一项工作，他主编了《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共同主编了《毛泽东传（1949—1976）》《陈云传》《李富春传》，前两种分别获得第三届和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他也曾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在胡绳的主持下，参与编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写人物传记，主体是写人，要写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一生的经历和发展。把一个人写活并不容易，何况是伟人和著名人物。对此，金冲及下了大功夫、细功夫、苦功夫，他把大量时间用来翻阅浩如烟海的原始档案，细心弄清每一件史实。

　　在编写伟人传记时，金冲及特别注重处理好六个关系——

　　一是传主和历史环境的关系。讲一个人，一定要把他放在比较宽广的特定背景下考察，包括当时的时代气氛等。二是思想和行动的关系。人的行动都是由思想来指导的。写人物传记要花很大的力量去弄明白他是怎么想的。三是正确和失误的关系。写人物传记，容易产生“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毛病，用科学的态度来写，才真实可信，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四是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既然是写个人传记，主要的内容当然是写传主，也要写他各个时期上下左右的人，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五是性格和事件的关系。对重要的历史人物，要选择他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也需要写一些他与亲人、朋友、身边工作人员等接触的小事，这样才能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六是叙述和议论的关系。人物传记，主要是叙事，议论的文字要寓于叙述之中、用在关键处，画龙点睛。

　　为伟人写传，需要掌握大量可靠的原始资料。为此，金冲及查阅了大量的党史资料。可以说，金冲及是系统查阅并熟悉毛泽东、周恩来档案的专家学者。

　　在编写《周恩来传》时，金冲及专门征求了邓颖超的意见。邓颖超表示，周恩来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的传怎么写由组织和中央决定，她个人不发表任何意见。

　　《周恩来传》出版后，邓颖超要身边人每天给她读二十分钟。听完后，她对传记的文风十分满意，专门找金冲及去家里谈话。邓颖超对金冲及说，这部《周恩来传》是一个创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历史情况，并且澄清了一些问题。

　　除负责编写领袖人物传记外，金冲及还参加了一部分领袖人物年谱的编辑工作。在他看来，年谱是中国一种古老的史书体裁，是人物传记的别体，但同传记相比又有差异：传记可以根据作者的认识，着重叙述并剖析传主一生中的重要事件，而省略一些次要环节。在行文时，也不必过分拘泥于时间顺序。年谱则不同，必须严格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逐日记录。这样，纵向上可以更细致地看到谱主的思想和活动怎样一步一步地发展，横向上可以更容易看清谱主所面临的客观环境。读者在阅读传记时没有弄清的一些问题，往往可以从年谱中找到答案。传记和年谱两种体裁，各有所长，可以互相补充，但不能相互替代。

　　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金冲及依旧承担了不少工作，他感觉自己可利用的时间还是有限，想做的事还有很多。

　　金冲及在75周岁的第二天，就开始动手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这部书从中日甲午战争一直写到2000年，金冲及的研究范围正好包括清末到改革开放这100多年，他有机会接触到较多的原始历史资料，也亲历了很多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