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

　　寻找中国故事

　　何 平：最近你的《一个人的文学史》时隔11年后再版，你也知道我们的文学史很少谈编辑，谈到文学期刊也往往是某年某月发表了哪个作家的哪部作品，更不要说谈一部作品发表背后曲里拐弯的那些东西。而事实上，就像我几年前给《小说评论》写“先锋小说三十年”的专栏，很多重要和一手的信息都来源于你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你觉得当代文学史如果要谈编辑和刊物如何去谈？你也可以用你熟悉的《收获》做例子具体说。

　　程永新：编辑其实没什么好说的，苏童当过编辑，刘恒当过编辑，他们最终成为好作家是他们的造化，没成为好作家的编辑再怎么样都是自己的命数。我这么说，不代表编辑工作不重要，几十年当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作家、批评与刊物，当然重要的还有读者。优秀的编辑往高里说，他们是作家的知音和提衣人，是文学家园的守夜者；往低里说，好编辑不仅仅会改错别字，它还需要一种禀赋和感受力，还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具备与作家沟通的能力，能把有潜力的文本变成一部优秀之作。木心说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都弥补不了，我非常赞同。

　　何 平：《收获》即使不是一部当代文学史，半部还是称得上的。

　　程永新：《收获》曾经三起三落，它所经历的曲折坎坷与当代文学的命运是同步的。上世纪50年代末，大型文学刊物不多，所以《收获》发表了很重要的作品，像《茶馆》《大学春秋》《创业史》《上海的早晨》《大波》《欧阳海之歌》等等，这些作品在当时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何 平：1979年复刊到现在也是有很多变化吧？你一直在《收获》没挪窝，应该是最清楚的。

　　程永新：《收获》1979年复刊后，因为社会形态的变化、因为改革开放，文学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那时候似乎人人都在读文学作品，文学寄托了我们这个民族所有的诉求和愿景。随着社会的一点点进步，文学一次次突破禁区，西方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变化，我们在几十年里都经历了。开放，让世界上的优秀文学典籍都涌现在我们面前，中国作家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学习过后就面临了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寻找中国故事。在我看来，所有的变化都是在学习中完成的，所有的变化都可以落实到本土化这个词上面。当然，本土化的过程还包括向传统学习，向民间学习。

　　为中国文学趟开新路

　　何 平：还有，我认为不只是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1979年1月《收获》复刊之后的三四年，《收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同样重要，有着前行者趟开一条路的意义。你1982年到《收获》杂志的，遭遇到的正是那个一个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变革的文学时代，记得你到《收获》到前后两年，《收获》发表了《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人到中年》（谌容）《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人生》（路遥）《方舟》（张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等，某种意义上，《收获》的读者口碑和在当代文学史地位与这些作品有很大关系，你作为一个新入行的编辑感受到怎么的文学气息？或者说，一个文学的“80年代”是如何开启的？

　　程永新：我是在农场读到《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啊》的，那一期的《收获》被传阅得掉了封面；大学期间，《收获》在中文系的阅览室可是抢手货，需要早早去排队才能借到。晚上十点以后我们津津乐道的是《方舟》《人生》《在同一地平线》这样一些小说。三年级的时候去《收获》实习，来到巨鹿路675号，感觉走进了文学的殿堂。老编辑用毛笔在稿子上涂涂改改，用毛笔给作家写信，亲眼目睹老编辑与作家谈稿子的修改，这些场景如梦如幻，让人不敢相信那些校园里到处流传的小说就是这样被印成铅字的。《收获》与《上海文学》在一个楼面，李子云是《上海文学》的负责人，她是一口京腔、连抽烟都极其优雅的前辈，我与同学在走廊里看《收获》的来稿，李子云老师把我们叫去坐在理论组的房间，这样我们见到了吴强、茹志鹃、王安忆这些名字如雷贯耳的作家。理论组的一张沙发上，经常会坐一些被叫来修改稿子的人。一个头大大的、声音宏亮的人后来知道叫吴亮，一个斯文的戴着眼镜的人是王晓明，另一个倔头倔脑、不停为自己文章申辩的人叫程德培，而理论组来得最早跑去楼下泡水的就是蔡翔。主持谈稿的通常都是理论组组长周介人。那时《上海文学》的理论组可以说是文学思潮的策源地。我与我的大学同学浑然不觉，我们同时接受两个编辑部的熏陶，就是在这样一种人来人往的氛围中，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开启了。

　　何 平：文学界对你的印象，基本上把你看作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的推手。你和先锋文学的关系，你可能讲得太多，有点厌烦了。我们换个方式问，三十多年后，你如何看待当时的先锋文学？

　　程永新：先锋文学是后来被命名的。回过头去看，虽说当时发表的作品其中有学习模仿的倾向，有的甚至比较幼稚，但无论如何，这是发生在文学内部的一场变革，说革命也未尝不可。这批年轻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没有先锋文学，就不会催生上世纪90年代一批名作的诞生，就没有当代文学的成就。所以，1997年我编选《中国新潮小说选》，在后记中说，也许这些年轻人不一定都能成为大师，但未来的大师一定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向一个辉煌殿堂的。

　　有一种精神气质感召我们

　　何 平：1979年《收获》复刊后，巴金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气质影响到《收获》的气质，不是每一个刊物都有巴金这样的灵魂人物，你觉得巴金之于《收获》最重要的意义在那里？

　　程永新：巴金老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具反省精神忏悔精神、最具人格力量的人，年轻时读《家》《春》《秋》，也就是觉得好看，后来读《随想录》，才渐渐体会到巴金老的深刻与博大。他都是用最简洁最直接的方式来讲出生活的道理，他的只言片语往往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比如说讲真话，比如说把心交给读者，都是大白话，可今天有用，未来也有用，今天我们就能做到真正讲真话了吗？巴金老留给后人的只言片语，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巴金老一直靠稿费和版税生活。他是《收获》的创办人，是《收获》的主编，可他从不拿杂志的钱。每每杂志碰到麻烦，他就为杂志遮风挡雨。在我看来，巴金老就是《收获》的灵魂，就是旗帜和压舱石。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庇护《收获》，也庇护文学与作家们。他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一直感召我们，我说过，谁当主编都改变不了，也不应该改变。

　　何 平：2018年《收获》文学排行榜发布的座谈会上，我发言的时候说，新时期以来的《收获》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遗产，也是《收获》自己重要的精神资源，是突破禁区、开放的文学趣味和审美“极端主义”（余华）的宽容以及对文学新人的声援和庇护，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程永新：是这样的。《收获》之所以在几十年的文学浪潮中始终在场，始终在风口浪尖，就是因为一直拥有大海一样的胸怀，文学的精神内核之一就是包容，只有包容，文学才能前行，才会不断涌现新人。90年代的一批重要作家像毕飞宇、李洱、东西、韩东、叶弥、金仁顺、魏微等都在《收获》发表了重要作品，笛安的处女作《姐姐的丛林》我们发了中篇头条，那时候她在法国留学，我根本不知道她是李锐和蒋韵的女儿，李锐叫编辑不要跟我说。世纪初我们还推出了棉棉的作品，因为描写的是残酷青春，当时遭受一定的压力。巴金老说办刊物就是出人出作品，我们一直没有忘记。

　　何 平：这一二十年，文学边界被不断拓展，文学和媒介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收获》在安妮宝贝刚刚出道的时候就发过她的小说。比如《收获》去年青年作家专辑的班宇、大头马等都有网络写作的前史，郭爽也是从媒体出来的。以你的阅读感受和判断，青年写作者潜藏着和前几代作家不同新的文学气质吗？你做主编的这些年，《收获》编辑思路和办刊策略作了怎样的调整？我印象中《收获》不仅仅和出版机构的合作加强，而且在网络新媒体的扩张也在尝试做一些事，《收获》的公众号在文学公号里也是一流的。

　　程永新：这些年文学的边界确实一直在拓展，进入新世纪，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和科技的进步，类型文学发展迅猛，文学杂志的生存环境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所做的调整无非就是顺势而为，所有的手段其实还是万变不离其宗，推出的作品好，才会有好的口碑，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当下的年轻写作者知识积累丰富，知识结构与前代作家迥异，他们思路活跃，少有禁忌，个性鲜明，但文学最终要比拼的还是对人性的洞察力，对时代和生活的把握，在对人性的发掘和思想的深刻性方面，年轻作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历练，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