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家阿来，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云中记》等。

　　那场惊天动地的汶川大地震过去10年后，作家阿来动笔写下了长篇小说《云中记》，献给5·12地震中的死难者，献给地震中消失的城镇与村庄：一个祭师，回到即将随山体滑落的村庄，与逝去的亡灵为伴，不再离开……阿来以一种史诗的气势、乐章式的叙述结构，以虚构的云中村为例写出人性的尊严和命运的悲怆。

　　阿来说，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心中回响着莫扎特《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这个题材一直放在心里，与生命融为一体，也不经常去想它，它会自动地在脑海里呈现，终于有一天它变得清晰起来，让我想把它写出来。”写灾难有很多作品，如何书写灾难却有很大差异。阿来一直在探索属于自己的书写灾难的路径，经过长达10年的沉淀思考，终於找到了他的独特表达方式。

　　地震以后第五天，阿来在一个死了七八千人的镇上帮忙，他觉得自己要在场。那天晚上，所有抢救都停下来，阿来回到车上，灯光关了，四周安静下来，阿来突然发现天上星星很明亮。因为看了那么多死亡，觉得对死亡没有恐惧了。

　　阿来说：“当时我突然想了一个问题，除了哭泣和痛苦，我们还有什么方式能够面对死亡？这么多死亡的发生应该对活着的人是一场精神洗礼，但是为什么从古到今，中国的文学作品没有这种东西。可能跟中国人的观念有关，儒家认为未知生焉知死，不讨论死，不讨论那些神秘和虚无的东西。佛教认为所有好与坏都是因果链条，这些人同时死亡，难道他们在上一世有同样的因缘？解释因果，我们就失去了对生命、对命运的讨论，所有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在那个时候阿来特别想有点声音，他翻到了在车里常听的莫扎特的《安魂曲》，一个面临死亡的人，直击自己在死亡之前跟死亡发生对话，不止是痛苦，不止是恐惧，有对生命的华美和庄严的强烈的表现，阿来觉得这真了不起。

　　阿来那时没有想过要写地震。又过了五六年，阿来的一个搞摄影的朋友回访灾区，拍了几张照片，照片里有一个羌族村子的巫师，拿着羊皮在舞蹈，从此阿来心中就有了这个形象，再想起地震，这个形象很固执地不断出现。去年5·12地震10周年的时候，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阿来突然泪流满面。10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他开始了书写。一开始出来就是这个祭师的形象，一个人，一个村庄，照片里的这个人动起来了，阿来只是追踪、记录，把他这些年来对这场灾难的思考、感受融入进去。因为对羌族人的生活不太熟悉，所以阿来想在小说中换一个场景，换成自己熟悉的藏文化。

　　阿来意识到，中国人面对死亡，一时悲痛，然后把这个悲痛交给时间去打磨，然后遗忘，而没有从中得到对生命哲理性的反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尤其是面对这种灾难性的、群体性的死亡，阿来觉得应该有一些洗礼性的东西。阿来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每天都放《安魂曲》，他想从西方文学艺术处理灾难、对待死亡的方式中得到启示。

　　“之所以从一个祭师入手写这本书，是由于祭师在生存与死亡之间形成桥梁。”阿来说。

　　写完这部作品，阿来觉得心里老搁着的一个东西就放下了，对他来讲也有一种自我解脱，那确实是过分血腥、过分残酷、过分沉重的东西。

　　在这部诗性盎然的小说里，阿来赋予万物灵气，花鸟、天地、山水之灵，皆在小说中出现。如评论家王春林所说，阿来写一个人回到废墟的村庄上，最后他所抵达的思想境界、艺术境界既开阔又有极大的纵深度，真正达到天地人生共生共处的豁达的境界。不止是那个人，不止是叫云中村的村庄，还有一众早已经逝去的亡灵，还有亡灵的前世今生，有山、有水、有动物、有田、有地、有大自然。借助这样一个很小的切口，阿来打开了一扇窗，有一整个世界的涌入，有自然意识、社会意识、人类意识，甚至也有一种宇宙意识的表现。所以读这部作品我联想到两部中国古典的作品，一部是唐代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另外一部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评论家李敬泽认为，阿来是一个让我们觉得他已经占领了一个世界、但是他又总是能够开拓出新的天地的作家。如果我们把这部作品放到阿来从《尘埃落定》一直到现在整个作品系列里看，《尘埃落定》《格萨尔王》《机村史诗》，包括《蘑菇圈》《三只虫草》等等，最后到《云中记》，这就是一个宏大的建筑，到《云中记》这是宏大的建筑一块封顶的石头摆好了。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写汶川地震，或者说汶川地震是它的艺术上的出发点，但未必是它的目的地。在这个小说里，云中村既是这样具体，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寓言性。这里面有浩大庄严的东西，这种浩大庄严里既有生命之命运，也有文明之命运，涉及到一个藏族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一个古老民族的生活意义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

　　在阿来看来，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解生活的能力。作家不能光靠灵感来写作，写作需要积累和沉淀，对事物有更本质的认识。

　　读书、写作、行走是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读书是为了更高地理解这个世界，行走是为了更深地体验这个世界，一年中他有一半时间在外行走，一半在农村，一半在城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读的书各学科各门类都有，写这样一部小说，要了解宗教知识、地震知识、地理学知识、自然界的知识等等，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笼统的形象，而是通过具体的一棵树、一朵花、一块岩石等等呈现，所以要在行走和阅读中观察了解，同时在行走中深入社会，观察社会，增加阅历。写藏区生活是写他熟悉的生活，他表示，也许要用后半生去熟悉城市，书写城市。（本报记者 杨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