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以前的汉语辞书都以文言为主，从来没有人做过收普通话词汇、用普通话解释、举普通话例子的新型汉语辞书工作。“不但要学习近代的科学的词典编纂法，吸收先进经验，还要解决编纂汉语词典时所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在《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中，吕叔湘贡献了他作为语言学家的全部聪明智慧，倾洒了毕生的汗水和心血。

　　十年动乱之后，年逾古稀的吕叔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社会文化所受到的破坏而痛心。他认为，尽快确立正确的中小学教育方针是重中之重。于是，四处奔走呼吁，强调中小学的语文教学问题，热心扶持语文教育中的新方法探索。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那几年，吕叔湘除研究性的学术会议以外，出席最多的就是关于语文教学的种种座谈会；除研究性论文外，他发表最多的也是讨论语文教学问题的文章。如果说，年轻时的吕叔湘，希望用现代文化知识把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唤醒的话，那么，十年动乱之后的吕叔湘，更希望本来薄弱的社会文化水平尽快补回损失，实现社会文明的现代化。

　　在1978年3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吕叔湘著文批评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十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他认为，造成小学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是“学汉语”与“识汉字”的矛盾。“先识字、后读书、再作文”这种线型模式，使小学生入学后不能在原有的口语基础上及时地发展书面语言，不能达到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协调发展，延缓了小学生语言和思维的发展。

　　1982年，黑龙江的几所小学作了三年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实验，吕叔湘对这一活动倾注了特别高的热情，多次听取实验进展汇报，并于1984年亲赴佳木斯参加实验工作汇报会，对这一举措给予大力支持。

　　1985年元旦刚过，年过八旬的吕叔湘主动给《中国青年报》投去了一篇长文《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文章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汉语和汉字的关系、汉语汉字的演变和方言问题，介绍了白话文运动和汉语拼音化的前前后后。最后，他联系邓小平提出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和面向未来”，评论了汉语和汉字存在的种种问题，语重心长地说：“青年朋友们，未来是属于你们的。你们继承了一份语文遗产，它既有很多优点，也有不少缺点。怎么样发扬它的优点，克服它的缺点，就有赖于你们的努力了。”

　　学术风范

　　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为吕叔湘先生颁授名誉博士学位，对他的赞词是：“英语世界中，英文之用字造句法度遇有争议，常以佛勒之意见为准则。在中文领域中，我们则惯于以吕叔湘先生之意见为依归。”

　　细数二十世纪各个领域最有成就的学术大家，大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学贯中西。直到晚年，吕叔湘还在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强调：“有两种偏向我想提一提。一种偏向是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埋头苦干，旧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当然不能说这样进行研究不会有收获，但是可以肯定说收获不会很大。另一种偏向是空讲语言学，不结合中国实际，有时候引些中国事例，也不怎么恰当。介绍外国的学说当然需要，我们现在介绍得还很不够，但是介绍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

　　吕叔湘在传统文史方面学养深厚，又在大学全面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大学毕业后，他在家乡丹阳的中学教书，就曾以《马氏文通》为教材，初步接触了汉语语法的全貌。此后在苏州中学工作期间，又结合教学对英语语法做了深入思考。

　　这个时期影响吕叔湘学术思想的，一位是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他追究语法原理、从历史原则看现代语法规律的鲜明特色给吕叔湘留下深刻印象；另一位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他的人类学著作让吕叔湘接受了文化比较的观念和方法。

　　从1939年发表第一篇汉语语法研究论文开始，吕叔湘的研究就一直带着开阔的视野，秉承比较的精神，显示出独特的深度。关于汉语早期白话多种语法现象的研究，从历史原则看现代汉语的形成，奠定了他作为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开创者的历史地位。《中国文法要略》是汉语比较语法的最早样本，该书例言中说：“要明白一种语文的文法，只有应用比较的方法。拿文言词句和文言词句比较，拿白话词句和白话词句比较，这是一种比较。文言里的一句话，白话里怎么说，白话里的一句话，文言里怎么说，这又是一种比较。一句中国话，翻译成英语怎么说，一句英语，中国话里如何表达，这又是一种比较。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吕叔湘长期担任语言学界重要领导职务，在中国语言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他在90岁高龄时为《朱德熙文集》写的跋语中特别强调了研究方法：“中国人知道关于语言文字有一种学问超出中国传统的音韵、训诂之外，是从《马氏文通》的出版开始的。这以后中国的语文出版物里边就有了‘语法’这一种类，到现在已经附庸蔚为大国，并且产生了许多流派。可是在如何研究语法这个问题上谈论的还不多。”

　　20世纪50年代初，汉语语法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吕叔湘发表《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一文，成为那场讨论中最重要的指导性文章。文中提出的“词类是根据词的语法特点来分的”“词有定类，类有定词，跨类不能太多”“结构关系宜于用来做主要的分类标准”等原则，成为此后数十年间汉语学界的共识。

　　20世纪60年代，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方法引入汉语学界，引起了一场方法论的讨论，吕叔湘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对“同一性原则”在汉语语素、词、结构各级语法单位中的技术性应用作了全面、深入的研讨，成为中国语法学界探讨结构主义方法最具理论深度的论文。

　　“文革”结束以后，吕叔湘发表了他积数十年经验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从单位、分类、结构三大方面全面评议汉语语法各个层面存在的问题，讨论可能的处理方案，指出人们很少考虑过的若干新的思路和研究课题，直至今日仍然是纲领性著作。

　　1980年，吕叔湘在题为《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报告中，论述了语言研究里中和外、虚和实、动和静、通和专四方面的关系，用自己开阔的视野、严肃的科学精神，做出了最好的示范。早在1963年，他就独辟蹊径，专门研究了汉语音节对语法的制约问题；1964年，他又别出心裁，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汉语语法框架“汉语句段结构”，强调汉语组织关系不同于英语语法的特点；1973年，他在题为“语法研究中的破与立”的发言中说：“要把‘词’‘动词’‘形容词’‘主语’‘宾语’等等暂时抛弃。可能以后还要捡起来，但这一抛一捡之间就有了变化，赋予这些名词术语的意义和价值就有所不同，对于原来不敢触动的一些条条框框就敢于动它一动了。”

　　改革开放四十年过去了，中国语言学融通了国际语言类型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小学思想传统，发展出了立足于汉语而具有国际意义的语言学说，不能不说，吕叔湘先生数十年前的远见卓识，正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思想源头。可以说，吕叔湘先生真正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人，是真正做到“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的人，是真的能够“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的一代宗师。

　　（作者：张伯江，语言学家，曾于1984年—1998年任吕叔湘学术秘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汉语功能语法研究》《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什么是句法学》等，主持编辑《吕叔湘》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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