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有不确定性

　　对待“民科”应该宽容

　　记者：您的本行是天文学，另外还研究科学史、科幻等，您为什么一直反思“科学主义”？

　　江晓原：我刚大学毕业时，也是个科学主义者。你想学天体物理这种专业的人，肯定是科学主义的，肯定觉得科学的东西是至高无上的。一直到我在中科院念科学史以后，对这个领域渐渐有所了解，我的科学主义的立场才动摇了。

　　记者：您有一篇文章叫《科学的三大误导》，指出科学的误导，第一是认为科学等于正确，第二是认为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第三是认为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能否解释一下？

　　江晓原：《科学的三大误导》这篇文章当时《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北大出版社出版我编的《科学史十五讲》教材，现在国内好多高校上课用。出版社希望在新版中让我添加几篇文章作为附录，其中就包括这篇。

　　一个科学主义者是相信这三条的，就像我当年是科学主义者，我也相信。而一个反科学主义者，一定是对这三条都是持否定态度。我的思想逐步有个演变。我举一个自动驾驶的例子，我认为主要是立法的问题，要确定如果出事谁来负责任。自动驾驶汽车如果撞死人，是找车主还是找造这个车的公司？是界定为谋杀，还是界定为交通事故过失杀人，还是界定为产品技术故障？类似这样的东西，科幻小说和电影里早就反复讨论过。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我认为这很荒谬。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不是科学的东西，都得消亡干净吗？

　　记者：您如何看待科学上存在的争议？

　　江晓原：在科学技术受到推崇和膜拜的时代，很少有科学争议，即使有也会很快消除或止息。但是到了今天，科学争议早已经层出不穷，而且旷日持久，比如转基因食品问题、核电问题、全球变暖问题、基因歧视问题、大城市垃圾处理问题……许多人已经置身于危机中，还糊里糊涂不自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忽略了科学争议中的某些基本原则问题。退一步说，即便真的仅仅是“科学问题”，它们往往也绝不“简单”──因为科学有不确定性。

　　记者：对于所谓的“民科”，您的态度是什么？

　　江晓原：我主张宽容，特别是不赞成嘲笑、丑化甚至诋毁。这种态度，本身都是傲慢和偏见的产物。他们有这方面的爱好，提出一些新奇的说法，我觉得应该持宽容态度，要是别人发现这个说法有问题，可以写文章去驳斥。

　　提出中国古代“新四大发明”

　　把家变成一个小图书馆

　　记者：您认为古代有科学吗？或者说古代的科学怎么界定？

　　江晓原：我认为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定义，喜欢让古代有科学，那就采用宽泛的定义；不喜欢让它有科学，那就采用窄的定义。所以，这个事情基本上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不同的定义，就会导致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结论，对于我们当下的生活有不同的意义。

　　记者：您曾就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意见，认为丝绸、中医药、雕版印刷和十进制计数才是“四大发明”，这是如何考虑的？

　　江晓原：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发明”，实际上是外国人提的，往前可以追溯到培根，再追溯到艾约瑟，就是说来华的耶稣会士。他们提出的时候，其实也完全没有经过慎重考虑。但是我提那个新的“四大发明”，是有一定考虑的。一方面这些东西是比较有影响的，有体系的；另一方面它的优先权是没有争议的。比如说丝绸，丝绸是有体系的，从养蚕搞成丝、印染，这一整套等于像一个产业链一样。比如说雕版印刷，有非常明确的文献，它就是中国人最早这样做的。

　　记者：您有很多藏书，现在还会经常阅读吗？

　　江晓原：我偏爱看纸质书。我现在其实很少买书，大多是出版社的朋友送的，这在学者中可能比较少见。我在书店里看到一本书，就发微信给出版社的老总，说你这个书我喜欢，明天他就会快递到我家里来。更多的是他们知道我喜欢什么书，他们出了这类书，就主动给我快递过来。

　　记者：您的阅读习惯是如何形成的？

　　江晓原：我读研究生时，上世纪80年代，那时有很多实体书店，我们一群同学把北京的中国书店附近搞成一个地图，每次决定走哪条路，一条路上能经过尽可能多的门店，然后这么一路“扫荡”过去，这是周末进行消遣的重要活动。现在虽然逛书店的乐趣没有了，但我有5万多册藏书。我把家变成了一个小图书馆，我就住在图书馆里，家等于是图书馆附带的生活设施。我现在逛书店的乐趣就改为逛我自己的图书馆，在这里消磨一下午是没问题的，一下午很快就过去了。

　　江晓原谈《科学外史》

　　所谓外史

　　只要和科学沾上边就行

　　自从2006年严锋主持《新发现》杂志，我就应邀为该杂志写“科学外史”专栏，每个月一次。《新发现》是法国的科学杂志月刊，是欧洲最著名的杂志之一，以我在巴黎街头所见，报刊亭无不陈列。中文版在样式上保持和法国母版同样的水准，内容全面本土化。

　　有朋友多次问我，你怎么可能将一个专栏写那么长时间？通常情况下，作者写个一年半载，就会有被“榨干”之虞，每月要定期交出一篇文章，能够持续10年以上，确实比较罕见。我想这除了我做事比较能坚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和《新发现》杂志的良好合作──杂志充分尊重和信任我，从不对我文章的主题和内容提出任何异议，随便我天马行空写什么都行──只要和“科学”沾上边就行。编辑几乎从不改动我文章中的任何字句，哪怕是发现误植，也要在电话中核实一下。写了几年之后，杂志又将我专栏的篇幅从两页调整为三页，稿酬当然也有所提高。投桃报李，我对“科学外史”专栏的撰写也越来越用心。“科学外史”逐渐成为我写得很开心的一个专栏。在国内报纸杂志上，这样的专栏也算非常“长寿”了。

　　“外史”是双关语：自学术意义言之，是科学史研究中与“内史”对应的一种研究路径或风格，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关联及互动；自中国传统修辞意义言之，则有与“正史”相对的稗史、野史之意，让人联想到《赵飞燕外传》《杨太真外传》，更是家喻户晓的还有《儒林外史》。以前我写过一本《天学外史》，比较侧重“外史”的学术意义；现在这本《科学外史》，则是上述两种意义并重了。现在回顾起来，当初将专栏取名为“科学外史”，还真有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这个名字高度开放，可以容纳几乎一切与科学有关的事情、人物、概念，它允许作者在许许多多迥然不同的场景中随意跳转，选择话题，包含了多样性和趣味性。

　　“科学外史”当然与科学有关，但我并不想进行传统的科普，而是想和读者分享我对科学技术的新解读和新看法。这些解读和看法，都是在“反对唯科学主义”纲领下形成的，所以能够和老生常谈拉开距离。

　　我写这个专栏的时候，绝大部分情况下每次写什么题目都不是预定的，总是到时候临时选题目。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让喧嚣的红尘生活为专栏的选题提供灵感，还能够让每次的话题在“科学外史”这个广阔的范围中随意跳跃。但是在出书的时候，我打散了这些文章见刊时的先后顺序，按照若干专题重新组合，这样读起来更有条理。

　　本来我以为《科学外史》只能是小众图书，聊供少数同好把玩而已，所以书做得比较精致，精装，设计风格走典雅路线，觉得出这样的书送送朋友倒挺好。没想到《科学外史》在2013年出版之后大受欢迎，还获得了年度中国好书、第十三届上海图书奖一等奖。在商业渠道也获得了不少荣誉，进入了许多榜单，不久它又入选国家机关干部读书活动推荐的13种书目之一。这完全出乎我意料。按照我和出版社原先商定的计划，就是准备一年后再推出《科学外史Ⅱ》，这已经在《科学外史》的自序中明确预告了。相比而言，《科学外史Ⅱ》的思想性更强，辩论色彩更浓，在某些争议焦点上的立场更鲜明。之后我又选了36篇文章编成《科学外史III》，仍然不受发表顺序约束，而是根据主题将文章分成六组，拥有更多“新知识、新发现、新观点、新趣味”。

　　本报记者 何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