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考察队后来发现那不是一头野牛，而是当地牧民跑丢的一头牦牛。队员们非常内疚，通过电台联系到当地县政府，当面表示歉意并按当时的市价赔了牧民60块钱。而当走出茫茫的祁连山时，考察队只剩下一顿饭的口粮。

　　“那时候条件比较差，没有什么先进仪器，工作笔记都靠手绘。虽然地理条件艰苦，但是对于我们搞地学的人来说，却是很好的资源。”李吉均后来回忆说。

　　高原之梦

　　1972年，李吉均与费金深合作，不到半年就编写出一部10万字的科普读物——《冰雪世界》。施雅风评价这本书文字流畅、科学性较强，引人入胜，很受读者欢迎。

　　1973年，李吉均重新开始了对冰川更深层次的研究。他加入中科院青藏考察队并担任冰川组组长，负责西藏以及横断山脉的冰川考察研究。

　　得知李吉均要去青藏高原，南京大学的杨怀仁先生怕他身体受不了，劝他不要去。“我确实身体不好，但是我现在不去，等老了再去吗？”李吉均回答道。

　　青藏高原雨季的倾盆大雨几乎伴随这次考察的全过程。在西藏东南部察隅地区，李吉均终于看到了慕名已久的阿扎冰川。二三十人的队伍驻扎在一棵七八十米高、大伞如盖的冷杉树下。到了晚上，他们就伴着雨声风声，在树下入眠。

　　冷杉所在的冰碛，会不会是300年前那次小冰期的遗存呢？这棵遮风避雨的千年冷杉，突然给了李吉均灵感。他采集了冰碛上的朽木，带回去做了碳十四测定，却发现那是三千年前的新冰期时代遗存。

　　李吉均把这处曾经的冰川定名为“雪当冰进”。而这次科考，印证了李吉均20世纪50年代考察祁连山时留下的一个推测：西藏东南部是中国最集中的季风海洋性冰川分布区，那里山高谷深、冰川融化强烈，夏季常形成冰湖溃决及冰川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1974年，在西藏羊卓雍湖畔的冰川上，李吉均积劳成疾，患上了高原反应引起的严重肺水肿，由此落下了病根。

　　历时4年，李吉均带领冰川组，对东起雀儿山西到阿里与西昆仑山、南起喜马拉雅山北至羌塘高原的冰川，进行了艰辛的长途考察，其中包括冰川性质、雪线变化、冰川发育与地形、大气环流关系、海洋性冰川与大陆性冰川的划分标志和界线、第四纪冰川变化与高原隆起关系、冰川与洪水及灾害防治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取得了异常丰富的区域性资料。

　　而经过10多年的艰辛考察，李吉均更是对冰川发育的自然条件、冰川的分布与性质、成冰作用与冰川运动、冰川水文特征、冰川变化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把中国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的界限划定在丁青—嘉黎—工布江达—措美一线，确立了这两种不同类型冰川的各项气候和其他指标及成冰作用、蚀积过程和地貌特征。

　　1973年—1980年，李吉均与他人先后撰写了《西藏冰川》《横断山冰川》两部专著，全面深入阐述了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现代冰川分布、性质、变化及其与气候和大气环流的关系。

　　雪域丰碑

　　1978年，李吉均迎来了自己科学事业的又一次重要节点。他随施雅风、谢自楚等学者组成中国冰川代表团，第一次走出国门出访英、法、瑞士等国，并参加了在瑞士召开的国际冰川学术会议。在此期间，李吉均与英国地貌学家德比希尔等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科学视野。

　　1980年，李吉均邀请德比希尔到兰州大学讲学，并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全国高校冰川沉积学讲习研讨班。研讨班组织学员到庐山、乌鲁木齐河源进行实地考察，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国东部古冰川的争论，并开始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问题的研究。

　　“中国东部第四纪古冰川”曾是我国地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1922年，中国地质学界泰斗李四光先生提出华北地区和欧美一样，曾经发育过第四纪冰川。李四光及其后继者历时半个多世纪，在中国东部陆续建立了一百多个“古冰川遗迹点”，北到大兴安岭，南至西双版纳、海南岛，高如庐山黄山，低起海平面，均发现“古冰川遗迹”。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我国第四纪沉积和环境研究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怀疑中国东部低山地区在第四纪发生冰川的可能性。为此，李吉均三上庐山，1983年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庐山第四纪环境演变与地貌发育问题》一文。通过实地考察，他用热带亚热带地貌发育理论正确解释了庐山等中国东部山地的第四纪沉积现象和地貌演化，自成一家之言，得到了地理学界的广泛认可。

　　1989年，李吉均和施雅风、崔之久等30多位学者一起，编写出版了专著《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与环境问题》。他们在被李四光称作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庐山“大姑冰期冰碛物”中，找到了属于亚热带和温暖带的孢粉，由此证明，那些被李四光判定的冰川沉积，实际上是泥石流沉积。这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困惑中国地学界多年的东部古冰川成因之争，大体被澄清。

　　在研究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同时，李吉均还一直关注“青藏高原隆起始于何时”。青藏高原隆升问题的研究意义不仅限于其本身，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地理环境形成与演变无不与之有关。

　　关于青藏高原隆升，20世纪70年代末，流行国外学者西尼村的观点。西尼村认为，上新世末，青藏高原已达到3000~3500米的高度。1977年11月，中科院青藏考察队约集了20多位学者在山东举行“青藏高原隆起学术讨论会”。会议中，大家就青藏高原隆升问题达成多项共识，并由李吉均牵头，借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一个房间，仅用10天左右时间，就撰写完成了《青藏高原隆起时代、幅度和形式的探讨》，发表于1979年《中国科学》第6期。

　　《青藏高原隆起时代、幅度和形式的探讨》明确指出，青藏高原地区在始新世晚期脱离海侵成陆以后，曾被两度夷平，至上新世末，地面高度仅1000米左右，其后至第四纪初的构造运动为大幅度整体断块上升，但在空间上有差异性，在时间上有三个剧烈隆升阶段，且后期有加速隆升趋势，累计上升量达3500-4000米。施雅风评价说：“这是有里程碑意义的集体创作。颠覆了国际上主流关于青藏高原形成的观点，开创了青藏高原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青藏高原隆起时代、幅度和形式的探讨》至今仍被广泛引用，经久不衰，成为青藏高原隆升研究的经典文献。

　　自此之后，李吉均对青藏高原隆升问题的思考研究更进一步。20世纪90年代后，他提出“青藏运动”的概念。他发现，180万年左右发生在高原东部和黄河流域的构造运动十分显著，综合黄河切穿三门峡东流入海，溯源切穿循化积石峡进入循化盆地等一系列地质证据，提出了“黄河运动”的概念。他还发现并命名了晚更新世一次重要的隆升，这就是“共和运动”。这次运动导致龙羊峡大幅度下切，高原上升达到或接近今日的高度，喜马拉雅山成为印度洋季风的重大障碍，中国西部进一步变干，冬季风更为强大，奠定了当今亚洲自然地理的基本格局，使青藏高原隆升的学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