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晋：如果没有恭敬之心、崇高之意，一切技艺只能算作机巧。云冈的伟大远远超乎艺术的伟大之上，它整体反映出那个时代人类集体内心所能抵达的最高境界。

　　山西晚报：任何事物发展到巅峰和极致，就意味着逐渐走向衰落。比方云冈，它的高潮与落幕是当时石窟艺术发展过程的体现。

　　唐晋：云冈也罢，敦煌也罢，其背后蕴藏着的力量难以用一句兴衰来概括。敦煌之来处有西域，有犍陀罗，更有希腊罗马；敦煌之去处有麦积山，有云冈；云冈之后又有龙门，其间不用说有天龙山、南涅水、羊头山……一方面有成住坏空，一方面有相生相续。看云冈不能孤立地看。

　　初高中对篆刻感兴趣 用削铅笔刀在小木块上学刻章

　　山西晚报：诗书画印历来是文人雅士的精神家园和生活品质，篆刻也是一门在方寸之间精雕细刻的高雅艺术。很多时候，高雅是从普通逐渐演绎来的。您何时对篆刻有了浓厚的兴趣？

　　唐晋：对篆刻产生兴趣应该是在初高中时期，自己瞎玩，什么都不懂。记得当时太原有一家叫做小草堂的店铺，最早卖一些文房用品还有外国邮票什么的。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那家店里看到很多印章章料，但是买不起，于是到学校的木工房里捡些小木块，用七分钱一把的削铅笔刀学着刻章。上语文课时给同学刻，经常被老师没收。

　　八九十年代的社会之风变得浮躁 创作的很多作品和自我滋养有关

　　山西晚报：上世纪80年代，各种思潮碰撞。人们告别了压抑和泯灭个性的过去，重新发现和确认个人价值。很多青年开始创作，文学、诗歌、绘画、篆刻等一波接一波兴起。当时上学的您赶上了这场深刻的变革，写了很多诗，此外还喜欢上了绘画和篆刻。

　　唐晋：其实这一切主要跟个人爱好有关。现在一般都会联系很多时代因素，但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的人。做这些事情，首先是自我的滋养需要。自我都无法满足或满意，如何去影响别人？

　　山西晚报：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愈发浮躁，先前对于文学和艺术的推崇荡然无存，很多曾经受到追捧的文艺青年被边缘化，流行之风似乎要把艺术的灵魂吞噬掉。这段时期，您主要在做什么？

　　唐晋：那段时期主要做报纸副刊编辑。个人创作则以长篇小说为主。我的几部长篇小说都是那个时期完成的，比如1995年发在《花城》的《夏天的禁忌》，1999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宋词的覆灭》，以及完成十年后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玄奘》。

　　山西晚报：这段时期，不少人由于种种原因停止创作，诗和远方渐渐模糊。对于喜爱的诗歌、绘画和篆刻，您内心有没有过彷徨？

　　唐晋：我曾经有一次和朋友们聊天，我说，那首歌里唱“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和田野”，其实应该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苟且”。苟且无处不在，诗，艺术，都存在着苟且。在我看来，其实坚持就是最大的苟且。只有在你真正热爱的事物中，你才会知道自己。

　　山西晚报：您此后创作的作品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唐晋：以前的创作可能用脑比较多，现在用心比较多。

　　山西晚报：创作某个作品的时候，您亦诗亦画亦刻，会把这些表达方式运用到极致，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唐晋：多年以前，我在一次交流中表示，诗里面有绘画无法表达的东西，反过来也一样。创作就是要找到最适合的表达方式、表达角度。我也曾经说，既然在今天，诗啊艺术啊都是无用的东西，那为什么不把它们做得更精致？

　　诗和篆刻，都要用心力来雕琢　圆融是我的理想，是尽善尽美

　　山西晚报：您倾注所有心血篆刻的石窟造像艺术作品，重点关注的是哪些石窟？

　　唐晋：云冈石窟近六万尊大小佛像，无一不是文化经典。我尝试着把参访过的石窟都不同程度地刻一遍，目前刻过的有巩县石窟、广元千佛崖、沁县南涅水，以及敦煌、天龙山的一部分，云冈石窟是其中之一。

　　山西晚报：成功的篆刻作品必然经历从无到有、由简到繁，再从繁到简的过程。您雕刻作品的时候，是对着实物写生，还是参考影像或者凭借记忆完成？

　　唐晋：任何艺术创作都是综合因素、综合能力的体现。照片肯定是敬造的基础。实际上，现在我们所说的记忆最终会有多种重叠，甚至在局部会彼此取代，因此复观照片，既是一次重温，更是一次细细的、近距离的解读。想象几乎不存在，变形是必然存在的情况。我们都知道用来篆刻的石材一般不会很大，我常用的也就在3-4厘米之间，方形居多，最近多选用长方形。由于石窟造像各自有不同的环境因素，有时候需要把较为宽敞的场面距离缩近，举例而言，有的大窟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还有对狮形成一组关系，从我们的角度看去，基本上是平行式的，以佛为主依次向两边展开。事实上如果能进入窟内，他们前后是有空间感的。为了尽可能体现这种空间感，有时候就要变形，甚至用减法。此外，由于窟龛几乎都在山崖高处的原因，我们视线所及，包括拍摄的照片，本身多带有变形。

　　山西晚报：云冈石窟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石窟最大的17米多高，最小的才2厘米，让人叹为观止。可是，您篆刻的作品比那些还要微小。拿起刻刀的瞬间，您是不是和当年那些无名工匠一样，也是成竹在胸？

　　唐晋：最近我才渐渐理解了什么是惯性。某种惯性持续一旦久了，就会成为本能的一部分。当然，工匠也是经过长期的训练之后方能成为自身。

　　山西晚报：古代的石雕匠人用自然界的山石建造了宝贵的艺术殿堂。您现在选用的材料种类丰富，洋洋洒洒3000多方印，也堪称是微缩版的艺术宫殿了。

　　唐晋：我试过很多种石料，寿山、青田、老挝石、贵州夹板、云南红、仙居、萧山红、印度红、巴林、青海荔冻、辽宁绿等等。经常用的是青田里一种接近封门的料，很便宜的那种，因为它行刀流畅，随刀而崩，符合石窟造像那种高古残损的气质美。前一段时间，我还尝试在板瓦上篆刻。从大同几处北魏遗址捡拾过一些北朝板瓦残块，包浆很好，澄泥高温烧制，上手很重。除了偶尔有沙粒，手感还是相当不错。

　　山西晚报：这些石头对于篆刻有什么要求？

　　唐晋：比如青田石非常适合行刀，很利落，我多选用；用青田石来表现远古佛像的沧桑感比较到位。老挝石要腻一些，适合作一些细部的刻画。

　　山西晚报：有人说，您的篆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形态描摹与雕琢，而是以诗人潇洒不羁的诗情与自由放达来完成的。诗和篆刻，在一件作品的表达上，有什么交集？

　　唐晋：都要用心力来雕琢。

　　山西晚报：“云冈·圆融”是展览的主题。我想，圆融，就是圆满融通的意思。在艺术的道路上，圆融也代表了您追求的一种境界。

　　唐晋：作为展览主题，“云冈·圆融”更多意义指向众人的帮助。例如云冈石窟研究院盛情邀请，提供高等级平台，使我的作品得以充分展示，与观众交流。这场展览不是一个人的，它背后有很多推手在合力，有很多团队在默默付出。并且，还有国内三十多位著名书画家、作家、文物学家为我的作品题跋，相得益彰，令这次展览的主题具有了不断开掘着的内涵与不断拓展着的外延。

　　对我而言，圆融是理想，是尽善尽美。

　　（山西晚报记者　郭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