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大熊猫研究专家、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胡锦矗教授。

珍珍在“五一棚”的小窗处张望。（资料图）

当时的“五一棚”坐落在山坡上，四周森林里满是竹子、桦木。（资料图）

当年，唐家河工作小组组长邓涛（中）帮忙抽出运输笼的栅门，将戴上无线电颈圈的唐唐放归山野。（资料图）

　　他，踩下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最初的那串脚印；他，见证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史的每一个重要瞬间；他是“熊猫教父熊猫教父””胡锦矗，他还有个名字，“保护国宝的国宝”。

　　大熊猫野化放归全国已有3个放归地 全部位于四川

　　从胡锦矗开始的中国大熊猫研究人员，数十年来工作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切实壮大野生大熊猫种群，让这一濒危物种能延续下去。为了这一目标，近年来，大熊猫野化放归成为重要的探索方向。

　　“大熊猫不是宠物，当圈养种群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野化放归就是势在必行。这也是我们搞人工圈养的初衷之一。”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03年以来，我国放归野外的11只圈养大熊猫全来自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也全部放归在四川，已经有9只在野外存活。

　　2018年12月27日，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两只雌性大熊猫“小核桃”和“琴心”正式放归位于成都都江堰的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年12月6日下午，“四川大相岭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投用揭牌暨大熊猫入住仪式”在四川大相岭省级自然保护区举行。大熊猫“和雨”和“星辰”入住该基地，接受进一步野化训练，这意味着成都大熊猫野化放归工作进入新阶段。

　　目前，全国大熊猫野化放归地共有3个，分别是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相岭自然保护区和栗子坪自然保护区，均位于四川省境内。

　　90岁的胡锦矗，每天围着白塔湖走一万步。人生的脚步，似乎放缓了。

　　45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往卧龙去，又往唐家河去，迈过山野林间，脚踝擦过草尖的露水，踩着沙沙的竹叶，一直往密林里去。踏上这条路时，胡锦矗已经45岁，许多人开玩笑说他是“半路出家”，他自己也笑呵呵地逢人就说这句话。如今鲐背之年，掐指一算，和大熊猫牢牢地绑在一起的岁月恰好半生——这位老人踩下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最初的那串脚印，也见证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史的每一个重要瞬间。

　　他是“熊猫教父”胡锦矗。他还有个名字：“保护国宝的国宝”。

　　起点 “你们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7年，四川开江小伙胡锦矗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脊椎动物研究班毕业。他28岁，正值壮年，一腔热血，在周恩来总理“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感召下，填志愿回到四川。

　　“下了火车，到了接待站。头天到成都，第二天领导就和我谈话，说，你去南充吧。“这个最需要胡锦矗去的地方是南充师专（现西华师范大学），一共有5个系，那一年，生物系刚刚成立，“我心想，嘿，还被说中了，这可不是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了么。”

　　在国家使命和时代使命的双重召唤下，胡锦矗背着还没来得及拆开的行囊，直接到了南充。作为生物学者，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要走的路——多接触实际，多接触野外，在实践中进行研究。

　　1971年，乒乓球打开了体育外交的大门，第二年，大熊猫打开了另一扇外交大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携夫人访华，专程去北京动物园参观了大熊猫。临别时，总统夫人试探性地提出想要大熊猫，并最终在周恩来总理的特批下，得到了“玲玲”和“兴兴”两只雌性大熊猫。这一年，最后被美国人称为“大熊猫年”。

　　中国意识到，大熊猫具有席卷全球的天然魅力。随着美国的“破冰”，其他各国对于大熊猫的需求都将迸发，熊猫热潮即将来临，“熊猫外交”的时代拉开序幕。

　　半路出家 “捡屎”摸清野生大熊猫数据

　　在这样的背景下，和飞鸟与鱼打了十多年交道后，胡锦矗迎来了研究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1973年，周总理召集四川、甘肃、陕西三省召开座谈会，要求开展以大熊猫为主的珍稀动物调查。1974年，45岁的胡锦矗受命进入四川卧龙，组建一支四川省珍稀动物资源调查队（又称“野调队”），组织和领导全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以下简称“熊猫一调”）。

　　此时，中国对大熊猫的了解已有一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四川大熊猫就很有名了，分布也广。”胡锦矗说，直到1959年，四川峨眉山地区都有大熊猫出没，但后来再也不得见。野生大熊猫到底有多少只呢？熊猫一调之前，这个数据是没有谱的。

　　30人的野调队很快成立起来。事实上，这支队伍是从当时包括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四川林学院、重庆博物馆等各个高校、机关广泛参与下挑选出来的。

　　作为此次调查的队长，胡锦矗考察了四川所有的大熊猫栖息地。考察中，他发现不同大熊猫的粪便，其竹节长短、粗细、咀嚼程度各不相同，通过比较，可以了解大熊猫的大体年龄、种群数量、活动范围等——这套方法后来被命名为研究野生大熊猫的“胡氏方法”，并沿用至今。

　　也是在进行熊猫一调的时候，不惑之年的胡锦矗开始意识到，“可能我这一辈子，都要和大熊猫打交道了。”

　　卧龙的脚印 “五一棚”，世界大熊猫研究的起点

　　熊猫一调于1977年结束，最终得出全球野生大熊猫的第一个具体数据——2459只（因一些原因，当时对外公布为1000多只）。在这次调查后，定点熊猫生态观察站的建立迫在眉睫。

　　四川、甘肃两省先后划定了3个点位来建立定点观察站，但最终只剩下了一处——今天，位于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东南核心地带的“五一棚”，已经成为全球大熊猫研究者的朝圣之地。但在1978年刚建立时，这里只是几个简陋的窝棚。

　　“因为棚区距离最近的水源地要走51级台阶，所以取名叫‘五一棚’。”这个故事胡锦矗已经讲述过许多次，但每一次回忆时，他都脸带笑意，“‘五一棚’立定后，我们开辟7条观察点，其中有5条深入大熊猫活动区域，2条是往山下走。每天都要走一条线。”

　　近代大熊猫研究保护工作的序幕由此地开始，扎根在卧龙的山野之间，却很快吸引了全球的目光。1980年，以大熊猫为会标的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后更名为世界自然基金会）进入卧龙，与中国政府展开合作，增设帐篷、扩点建站、派驻专家。这不仅是WWF在中国的大熊猫保护肇始，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的第一个保护工作。

　　一个变化 大熊猫科研之路，从宏观到微观

　　“五一棚”的工作告一段落后，胡锦矗回到西华师范大学，继续研究和教学工作。半生岁月里，发表论文近200篇，专著23本，先后获省部级奖14项。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但他的贡献远比这些更为深远。在西华师范大学任教的几十年中，他带出了近20届研究生，为大熊猫科研工作种下了无数宝贵的种子，其中包括以魏辅文院士、张泽钧教授为代表的第二、第三代大熊猫研究者。

　　“我研究’宏观生态’，主要阵地在邛崃山系，在这个基础上，以国际合作为界限，四川有4个山系都建立了观察站，唐家河白熊坪，马边大风顶，大小相岭。”以魏辅文院士专攻“微观生态”为标志，胡锦矗将野生大熊猫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现在，将分子生物学、DNA等研究方法结合到大熊猫研究保护中，意味着这一领域已经达成了微观和宏观的结合。”

　　2007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授予胡锦矗教授的濒危动物研究团队“自然保护贡献奖”最高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