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刚到拉萨时，当地的医疗状况是什么样的？

　　徐乐天：1951年以前，拉萨有医疗机构，一个是医药寺院，在拉萨有个甲骨山，就在布达拉宫的右边，山顶上有个寺院，有医药喇嘛。还有一个叫门孜康，门就是医药的意思，孜是天文历算，康就是房屋、居所。门孜康我去过，它有两个负责人，主要负责人是个四品官，叫钦绕诺布，他也种痘，但有的人种完痘以后，都腐烂、化脓了。这就是当时拉萨的医疗状况。

　　问：您在拉萨主要开展了哪些医疗活动？

　　徐乐天：我们有3个人在十八军大部队的卫生人员没到达以前，开展了一些基层的医疗工作。

　　有个贵族叫索康，他比较开明，对解放军态度也比较平和。他来请我们看病，往往就派他的家奴牵着马到我们住的地方，通过翻译说他要请人看病。一位西藏当地的四品官了解情况同意后，我和一个护士或司药，带着医疗包到他家去看病。这种看病也可以说是礼节性的，因为那都不是大病、重病。看完以后，他们再用马把我们送回去。

　　有一次，一个贵族的女家奴生小孩，小孩生下来了，脐带也处理好了，但就是胎盘没下来。他们惊慌失措，那个贵族就找我们去看。问清楚情况以后，我们戴上手套，给她冲洗、检查，发现并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就是胎盘卡在了子宫口那儿，所以很顺利就给她解决了问题。

　　还有就是有地位的活佛，色拉寺有一位地珠活佛，我们到他那儿去过两次。他没种过牛痘，有一次在天花流行之前，我们去给他种痘，还一次就是给他看普通的病。

　　那时候我们医疗人员是公开活动的，而且不穿军装，所以走在街上老百姓拦住了想要看病，当时我们就可以到他家去看。尤其是在1952年的春天，拉萨流行天花，有些没有种过牛痘的老百姓感染天花以后，往往是那种爆发性的，严重的时候就出血、高烧，这种情况当时不容易治愈，也遇到过死亡的情况。这些就是比较散在的、自由的街头巷尾的医疗工作。

　　问：建立一所现代化医院这种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徐乐天：1952年9月，从内地去的医疗队人数很可观了，有西南医疗队、西北医疗队、北京医疗队、十八军卫生部的人员，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小组，医务人员加在一起有几十人。以这些人为基础，成立拉萨市人民医院，这是张经武将军和十八军张国华军长发起组织的。

　　1952年9月8日，拉萨市人民医院成立，就是后来的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这是新中国在雪域高原成立的第一个现代化的医院，这应该说是解放军的功劳。成立的时候，西藏的地方官员也都参加了，规模很大。十八军卫生部负责人张学彬做院长，孔宪云做医务主任，内科主任是西北医疗队的崔静州，我做外科主任。医疗队带来各种各样的手术设备，尤其是眼科的，带得很齐、很完善。有30张病床，可以住院，从住院、打针、吃药、输液、手术，完全是免费的。

1952年9月8日，拉萨市人民医院成立

　　问：医院成立之后，您开展了哪些工作？

　　徐乐天：医院成立后，我就负责外科，开展了一些工作。到1953年4月我离开拉萨的时候，我们已做了第一批的外科手术。做了一例回盲部肠切除术、一例宫外孕出血急诊切除术。还有一个藏民，他整理炸药的时候，炸药爆炸了，把面部一侧炸伤了，家人很恐慌，把病人抬到医院。经过抢救，给他清创处理完以后，才发现伤情不是很重，并没有伤及重要的器官，这个抢救很成功，病人一个星期左右就出院了。家属很感动，一定要求开一个感谢会，当场宣读感谢信，当时院长、医务人员都出席了。

　　高原地区因为光照强，所以白内障多，医疗队带的做白内障手术的器械很充分，就是没有眼科大夫。我刚刚做完一年实习大夫，但没办法，就硬着头皮做，一共做过23例白内障切除术。

　　第一例是解放军的一个连长，是一个“外伤性白内障”，他眼睛受伤以后，有一块可能是斑痕，把晶体给挡住了，做的白内障清除术。他没有条件到内地治，看我们工作很认真，就让我们拿他做第一例，手术很成功。

　　我们做的第一例藏族患者是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叫白玛。给她切口以后，取出已经钙化的晶体，当时光线就进去了，她马上就有了光感，所以她就喊，“嘎布睿”（音），意思就是“是白的了，是白的了！”她喊这个，说明她高兴了，实际上那还不是手术效果的全部，那刚刚是光感，还没有看到东西。不过那也很兴奋，她兴奋，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也很兴奋。

　　后来，十八军卫生部的文工团用白内障重见光明的题材，写了一个剧本进行演出，在当时还热闹了一阵。

1952年，藏族妇女白玛做完白内障手术后留影

　　问：您到协和时，胸外科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徐乐天：那时候有几个比较专科的大夫，一个叫许佩璋，还有一个叫陈韵和，这两个人胸科的底子都不错。后来许佩璋跟他爱人去美国了，陈韵和跟她爱人去了攀枝花一个医院。还一个就是孙成孚，他比许佩璋和陈韵和的年资都高，他是协和医大1955年毕业的，专门搞胸外科，他是1961年最早来的，来得比我早。

　　以后就成立了胸外科组，又配备了住院大夫。我来的时候已经是主治大夫了，1972年，我被任命为胸外科主任。那时曾宪九是外科学系主任，1956年吴英恺离开协和后，曾宪九接任外科学系主任。曾宪九去世，1985年我接任做了外科学系主任。

　　问：在推进协和胸外科发展方面，您做了哪些工作？

　　徐乐天：那个时期协和胸外科的一个特点是出国训练的机会多，几乎每个住院医师都在国外学习过两年，这一点可能其他科做不到，所以很多住院大夫都愿意到胸外科来。另外，胸外科在国外发表的论文比较多，当时能在美国主流杂志上发表七、八篇文章，也说明协和的胸外科在欧美、日本这些同行之间，我们的专业是有水平的，或者说我们跟他们交流的机会比较多。

　　上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Vanderbilt大学医院给他们师生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协和胸外科做食管癌、贲门癌手术850例的经验。他们没有那么多类似的经验，一听我们有这么多，他们根本想象不到，所以这点中国还是有经验的。

1985年，徐乐天在Vanderbilt大学作完报告后留影。左起：胸心外科主任Harvey Bender、徐乐天、副校长D.Wentz、外科学系主任John Sawyer

　　问：胸外科在跨学科协作方面做过哪些工作？

　　徐乐天：呼吸内科、胸外科、病理科、放射科，这几个科有一个临床病理讨论会，多半是呼吸内科主持，那时候朱贵卿[18]在，罗慰慈[19]他们记录，有记录册。程序是这样：比方说一个病例是没有诊断的、术前的，由内科先报告，放射科展示断层片，然后讨论，各科说出他们的诊断，外科再参加讨论，最后有一个初步结论。假如要是手术后的，那就病理科报告结果，病理科把切片用幻灯打出来，可以看到细胞的类型。这也很引人入胜，因为在术前讨论，或者是不完全正确，或者是没有讨论出结果来，要完全靠病理最后报告结果的时候，很吸引人。

　　问：请您谈谈协和外科的大查房制度。

　　徐乐天：外科联合查房就只是外科学系那几个科，基本外科、骨科、泌尿外科、胸外科等，由各个科轮流主持，事先选好病例，一般是每个礼拜一次，有的时候讲一些东西，有的时候讨论，组织好了，挺引人兴趣的。

　　上世纪60、70年代，内、外科还有个联合查房，就在10楼223教室，内科、外科轮流主持，有的时候其他科室也参加，听的人很多。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个气管食管瘘的病人，那可能是一个先天性的，因为支气管瘘，吃东西以后就呛到了肺里去，引起了一个并发症是肺脓肿，属于内科收的病人，之后就转到外科，经过两科会诊、查房，反复做了很长时间。所以内、外科在一起联合大查房，一般就是选各个科有牵扯到的病例，有并发症的，或者是在诊断上不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