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段经历，屠呦呦倒是轻描淡写。1972年，全国“523”办公室要求中药所在海南疟区试用青蒿有效提取物，观察临床抗疟疗效。这需要制备大量的青蒿乙醚提取物，做临床前的毒性试验。但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药厂都停工停产了，屠呦呦课题组只能找来7口老百姓家装水用的大缸，装上乙醚溶剂，将青蒿浸泡在里面。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危害，当时设备设施比较简陋，没有通风系统，大家顶多戴个口罩。有一次，屠呦呦在做实验时突然昏倒，同伴们赶紧将她送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她因接触大量化学溶剂，得了中毒性肝炎。因肝功能损坏，她满口牙痛甚至松动脱落，那段时间，她只能吃松软的食物甚至流食。

　　李廷钊说，这些年，尽管屠呦呦得了很多奖，但全家人的生活没什么大变化。“一家人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就是她比以前还更忙了。”

　　年过八旬每天工作十余小时

　　李廷钊说，随着这几年获奖，前来采访或找她的人也多了起来，这让他有点不太习惯。有时，家中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不过，屠呦呦拒绝了绝大多数采访，哪怕是2016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由官方组织的获奖者集体采访，屠呦呦也缺席了。“她是个喜欢清静的人，现在上了岁数，更喜欢清静。因为腿脚不好，平时只要有休息时间，她基本上在家看书和看论文。”她也很少回老家宁波。屠呦呦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现在荣誉过去了，是时候静下心来继续做事了。”

　　李廷钊说，屠呦呦从事科研数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陪家人的时间太少。1972年，屠呦呦带着自己的抗疟疾药物在海南进行临床试验，李廷钊则被安排到云南“五七干校”。那时，他们的大女儿李敏只有4岁。小女儿李军刚出生就送回宁波老家由屠呦呦父母照顾，直到3岁半，才第一次见到妈妈。在很长一段时间，女儿都不愿意叫爸妈。这让屠呦呦和李廷钊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李军表示，小时候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别的孩子都有父母陪伴，自己却孤单一个人，直到后来年纪大了，才慢慢理解。很长一段时间，李军都不愿意回到北京和父母一起生活，直到前两年，她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到北京。

　　说起女儿，屠呦呦心存愧疚。“在我们那个年代，事业永远是第一位的。国家需要时，你只能把孩子一扔就走了。在我们看来，为国家做出这点牺牲不算什么。”直到现在，89岁的屠呦呦依然没有退休的想法。课题组需要她做的工作依旧很多，她每天依然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她对于团队对青蒿素研究的每一个动态都十分关注。“我们平时在研究上遇到有疑问的地方，随时可以找屠老师，她也很乐意解答我们的疑问，像她这样的大科学家，还经常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我们这个团队，不管老少，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青蒿素研究中心的一名成员说。

　　同事和学生眼中的屠呦呦

　　“她认准的事情就会钻研一辈子”

　　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研究员廖福龙和屠呦呦共事了几十年。他说，屠呦呦身上有那个时代的科学家身上独有的印记。“当国家有需要时，个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得往前冲。”1972年，屠呦呦长期在海南和患者打交道，还是有很大风险的。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她知道抗疟疾新药研发的迫切，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她宁可自己冒这种风险。由于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没有在家，即便偶尔回家一两天，也马上要到实验室组织讨论和汇报，几年下来，屠呦呦和家人接触的时间少之又少。

　　廖福龙对屠呦呦印象深刻的是，她对于名利的淡泊。屠呦呦在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之前，就得过一个在中医药界有影响的奖项——第三届唐氏中医药发展奖。2009年，中国中医科学院推荐屠呦呦参评第三届唐氏中医药发展奖，没想到屠呦呦却婉拒了。她当时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打电话，建议推荐年轻人参选。“她当时说，我都50多岁了，还要这个奖干啥？拉斯克奖和诺奖都是别人主动找上门来的。她这个人对评奖兴趣不大。”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姜廷良也是屠呦呦的老同事，两人同样共事了几十年。他说，屠呦呦自从从事科研开始就表现出一股不服输的钻劲，只要她认准的事情，就会钻研一辈子。当时做临床试验需要一些青蒿乙醚提取物，但药厂基本上都停工停产了，只能自己制备。屠呦呦只好找来几口大锅，在里面倒入乙醚溶液，然后把青蒿浸泡在里面，进而生成试验样品。但乙醚有很大的刺激性味道，并且极容易挥发。当时，整个办公室都弥漫着乙醚的刺鼻气味，当时也没有排风系统，甚至连一台风扇都没有。但用这些乙醚提取物做实验，势必长期暴露在挥发的乙醚中，时间长了，她就头晕眼花，甚至莫名其妙流鼻血。有一次还因为中毒过深，昏迷不醒。

　　姜廷良介绍说，2000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药物，在全球推广。在姜廷良看来，屠呦呦获奖和被表彰是由于她和她的研究组第一个把青蒿的化学活性部位引入“523”, 第一个分离获得青蒿素, 第一个做临床。“第一就是首创, 科学研究的灵魂是原创。这表明, 人们认识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崇尚原始创新、追求卓越的正能量正在壮大。”

　　工作是她生活最大的乐趣

　　杨岚研究员对屠呦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对工作的痴迷。“屠老师整天想的就是青蒿素，怎么把青蒿素的功用发挥到最大。对屠老师来说，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生活的乐趣来源于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最大的乐趣。” 在杨岚的印象中，屠呦呦是一个和蔼的、没有架子的科学家，在生活中，她和一位慈祥的邻家老奶奶没什么两样。“有时大家忙了一上午，中午她就和我们几个年轻人一起吃盒饭，边吃边工作。”

　　屠呦呦的生活非常简单。有时，她一整天都在实验室，中午就在办公室和同事们一起吃盒饭。这么多年下来，单位组织的旅游屠呦呦基本上没有参与过。她唯一的一次出去旅游是有一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到北戴河疗养了两天。即便如此，她还是因为工作太忙而提前返程。因为长期在实验室中做实验、观察，屠呦呦经常需要保持同一个姿势很长时间，有时一整天下来都在实验室中泡着。这让屠呦呦的腰和腿都落下病根，尤其是腰疼的毛病常年困扰着她。

　　这些年，屠呦呦的血糖、血脂都有点高。 但只要有空，他还是会到办公室，指导年轻人。屠呦呦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屠老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 对于与工作相关的事更是十分严谨。在实验方向上，她总是亲自把关。只要在实验中遇到问题，她就一定要刨根问底，直到问题解决。屠呦呦对自己的博士、硕士生要求很严，对于学生的论文，总是逐字逐句修改，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所以，选择屠呦呦做导师的硕士、博士，通常“压力山大”。屠呦呦向来坚持绝对不在自己没有主持或参与的课题或论文中署名，她不止一次强调，没有参与就是没有参与，不能因为自己是课题组组长就在论文上署名。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图／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