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河南农业大学王泽霖教授的先进事迹经过本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后，广为传颂。人们了解到他将一生科研成果转让和横向合作的收益全部捐赠给科研建设，了解到他35年如一日，潜心耕耘在教学科研一线，用自己的科研成果为我国家禽养殖业撑起“国产保护伞”。

　　1月8日，王泽霖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对这些感人事迹背后的真实想法、使命初心，王泽霖坦然回应、一一道出，让我们更加接近这位质朴的科研工作者。

　　我感谢这个给我们施展才华的好时代

　　 记者：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您求学时代印象最深的榜样，或者对您人生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王泽霖：回顾我这一生，我个人的成长过程跟国家的繁荣昌盛是紧密相连的。1949年，我已经七八岁了。当年4月份，苏州解放了。那时的我年纪小，不明所以，但有一幕至今仍印象深刻。苏州城解放的那一天，早上打开家门，才发现很多解放军怕打扰大家，就睡在路边、屋檐下。然后，很快就有很多老百姓热烈欢迎解放军，庆祝苏州解放。这一幕我至今印象深刻，也使我下定决心，立志报国。对我一生直接影响最大的也是军人，那是我的姐夫赵福仁，他14岁参加红军，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洗礼。我父亲早早失业，生活十分困苦。姐夫1955年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时已经是团政委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他竭尽所能接济和照顾全家人。在我心里，姐夫不仅是老革命、是英雄，更是榜样，他一辈子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艰苦朴素，严于律己，这些都让我深受教育。

　　就我自己来说，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成为第一届的研究生。有了学习的好机会，才奠定了我从事此项研究的基础。所以我感谢这个好时代，给了我们个人施展才华的空间，在教学科研中取得的一些成绩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紧密相连的。

　　记者：您将毕生科研成果转化收益全部捐赠给学校科研机构的事迹反响很大，请谈谈您做这个选择时的想法。

　　王泽霖：我是个普通老师，我的觉悟跟大家也差不多。人生很短暂，在有限的人生中要做成几件事不容易。而我尤其高兴的是，这些年通过新技术的研发，打破了国外家禽疫苗的市场垄断，降低了我们国家相关产业的生产成本，提升了产品效率，算是为国家发展作出了自己的一点贡献。

　　我都这个岁数了，我老伴儿76岁了，我们两个都有工资，我孩子也有自己的事业。我从事科研一辈子，知道科研事业的需要。2004年以后，如果没有一定的实验室条件，我们不可能来搞生物制品的研究，更不能搞生物制品的生产，我们出了一些成果，这个事业我们希望后继有人，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搞产学研，壮大我们农大的发展。

　　我们牧医学院有这个需求，我跟张改平校长一拍即合。不能因为我到时候走掉了而后继无人，我捐的时候很简单，没有太多的想法，这就是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使然。

　　5毛钱租个凉席睡广场，攒下科研经费

　　记者：探索禽病防治最艰难的阶段，您是怎么度过的？

　　王泽霖：20世纪80年代初，养殖业兴起，国家还没有集约化的养鸡场，大部分是散户养殖，很多农民都是几只、十几只，最多几百只地养。当时，农民常说的“鸡瘟”等老病频繁爆发，再加上禽流感、法氏囊病等新病相继传入并迅速蔓延，一次发病就会造成惨重损失。由于技术瓶颈的限制，我国种鸡场、蛋鸡场使用的疫苗主要依赖进口，学科建设远落后于生产、科研的需要，禽病防治方面存在众多问题亟待解决。

　　我也是在和农户打交道过程中逐步转向疫苗研究，开始的时候肯定艰苦，学院在场地方面已经给了很多帮助，具体做起来还得靠自己。1984年，我初到学校，学校提供了两间实验室，但是科研经费严重不足，仪器设备十分落后，生产、科研难以开展。比如当年我和学生去出差，5毛钱租个凉席就在火车站广场睡一晚上，这就省下好几块钱住宿费，这些钱就能多买一个试管啊。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带领同事自筹资金，摸索出一条服务生产结合的路子。刚开始的时候，我骑着自行车到郑州周围的鸡场逐个询问他们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向他们提供帮助。通过走访、讲课、办班这样一种模式，逐渐积累了一些起步资金。也正是在和农户打交道过程中，我将禽病防治的研究重点集中到疫苗研究上。

　　90年代初，创立禽病研究所，试探性地开了门诊。我一方面给学生上课，下课就赶到门诊进行禽病诊疗，另一方面利用间隙对养殖技术员开展培训。1985年到1995年期间，通过办班、禽病诊疗、化验、为农村养殖户服务等一系列方式，禽病所积累资金400多万元，为后续改善研究生培养条件、生产条件和科研教学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新药研发没个五年、十年是拿不下来的，这是需要耐心和持之以恒的定力的。在去北京提交申报材料的那段时间，工作时间紧张，出差说走就走，那个时候火车也不发达，坐票难买，卧铺票又太贵，为了省钱、方便，我当时坐火车会随身携带一个马扎。当然，那个时候年轻，体质也好，不算什么。材料审议以后，会下来十条、八条的意见，回来之后要根据这些意见进行补充实验，每个实验又要花费很长时间，在这之后又要经过反复的资料审查。防病疫苗研究的整个过程历时很长，需要不懈的坚持。

　　我要对妻子女儿说：谢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

　　记者：可以谈谈您家人对您的支持理解吗？

　　王泽霖：对于我做的一切，老伴王五梅和一对儿女都非常理解支持，五梅出身干部家庭，条件比我好。我们结婚后，一开始生活很紧张。我在禽病所工作时，她一直在生活上照顾我，工作上扶持我，是我的坚强后盾。要把全部转化积累捐赠给学校做P3实验室这件事情，我们夫妇可谓是一拍即合。我提出这个想法后，我夫人也十分同意。我们都是从困难时期一路走过来的，明白艰苦奋斗的价值，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了红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挥自身潜力的舞台，我们都很感恩，也很振奋。能把钱用到最需要的科研上，看到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让河南农业大学再上一个新台阶，让我们的科研成果解决更多生产实践中的问题，为老百姓带来更多的福祉，我们很欣慰，也很高兴。

　　对于我的一对儿女，我先要说一句“谢谢”，更要说一句“对不起”。谢谢我的孩子们，好好长大，都很争气，有自己热爱的事业，好好工作。我对不起孩子们，因为工作太忙，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缺席了太多。他们小时候，为了锻炼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少给他们零用钱。甚至有一次，我们夫妇出差，读初中的女儿在家，自己煮了一锅浓稠又糊了的粥当晚餐。正是因为儿女的独立和事业有成，让我后来一次次的捐赠没有后顾之忧而且还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在科研上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能去做自己想做的公益，多亏了我的家人。谢谢他们。

　　我期待更多年轻老师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记者：在目前社会背景下，您希望禽病防治可以走什么样的路子，对于高校的年轻学子，您有哪些希望？

　　王泽霖：简单说，禽病防治要为生产服务，与生产结合，走产学研道路。老师要走出校门，企业要欢迎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来进行研究，研究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实验室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企业临场研究和实验场地的研究。

　　2005年后，国家不再允许没有正规GMP厂房的小单位自行制苗、销售。但科研要后继有人，我希望尽快将捐赠的这笔资金用到它需要的地方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我期待更多的年轻老师，不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在农业发展的领域闯出新路子，作出新贡献。

　　我的成果可能刚好符合了时代的要求，在特定时间刚好做出来了，不能说对别人提太多要求，但从我们的科研实践中，觉得科研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比较重要的是这三点：

　　第一个是要选对方向，选题要正确，要抓一个成功一个应用一个。要有前瞻性，必须抓住科研最新的动态最新的苗头，另外是必须密切结合生产，一定要对生产有促进作用，明白生产中最迫切要解决什么，生产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课题，我们要带着巨大的责任感，解决老百姓的需求。

　　第二个是必须实干，不干事不行的。这是艰苦劳动的过程，必须实事求是，打了疫苗就要到鸡舍里观察鸡的反应，亲自解剖找原因，不能弄虚作假。

　　第三个是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持之以恒。

　　记者：除了科研业务，您自己有哪些业余爱好？

　　王泽霖：说实话，75岁退休之前，我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因为时间不够用，太多事情要做。退休后时间毕竟多了，我喜欢散步游泳，抽空和老伴出去旅游，锻炼好身体，把亏欠的还给家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我经常会在郑州走走转转，多看看城市风光，以后还想带着老伴到大江南北城市农村都走走，看看国家发展的新面貌、新气象。希望能身体好一点，看到祖国更加兴旺发达的明天。（记者 丁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