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新中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同时还面临着西方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批壮志报国的科学家为了祖国核事业“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面对面》采访了原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三位参与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胡思得、李德元和李维新。

　　三位老专家都已是耄耋之年，但加入这项事业时，他们都还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1 “核武器”三个字后面是“跟任何人都不能说”的隐秘

　　1958年7月，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里，一座崭新的办公楼开始动工建设。这座名为“花园路3号院”的办公楼，是为一个叫“北京九所”的机构而建。一项隐秘而伟大的事业，即将在这里开始。

　　当年8月，22岁的胡思得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九所。来九所报到的当天，他见到了第九研究所一室主任，33岁的邓稼先。

　　胡思得：我们本来叫他邓先生，他不同意。他说你不能叫我邓先生，叫邓主任他也不愿意，怎么办？他说你叫我老邓就行了。

　　年轻的老邓给年轻的大学生安排的工作是，学习一本“稀缺”的俄文书，钱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超声速流与冲击波》。胡思得回忆，学习是认真的，但学来学去，为什么要学，成了大问题。一个月后，他“斗胆”向邓稼先提出，“能不能开一个党小组会，给我们讲一讲到底干什么？”

　　胡思得：他请示了领导以后，先开党小组会后来开了全组会，给我们讲：我们要搞核武器。讲完“核武器”三个字，后面讲了一大堆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是干什么的话，至少讲了二三十分钟。

　　1957年，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九所的任务就是消化这些资料。

　　但到了1959年6月，苏联致函中国，表示不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如何继续？

　　2 没有爱情故事 哪怕被饿到浮肿也没有停止过的计算

　　1960年，苏联政府撕毁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苏联专家带着重要的图纸资料撤出中国。有种悲观的说法：中国再过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短缺影响了全国，但九所的大楼里，哪怕被饿到浮肿，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的噼啪作响也从来没有停过。年轻的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紧张地进行着“九次计算”。

　　胡思得：我们有几位同志就浮肿，我们还羡慕他，因为浮肿可以发很大的药丸，一吃以后吃饱了。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有一个任务，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一定到办公室来看看，把浮肿的同志赶回去，但很多浮肿的同志到外面转转，书记一走又回来了，都是自觉自愿的，没有人要强迫你这么干。

　　记者：美英法苏，他们都是用什么算出来的？

　　李维新：美国为了研制原子弹研制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计算机。我们国家真正有第一台计算机是1963年，也是我们专门用的，但是我们用的计算机跟美国计算机百万次每秒计算速度相比，差了上百倍。为了保证精准就得靠精确计算，反复检查。

　　当时，24岁的李维新和28岁的李德元是1960年刚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

　　李德元：九次计算结果都跟苏联不符合，彭桓武先生坚持，这关不过，不能往下进行。

　　记者：你觉得这样苦不苦，单调不单调，枯燥不枯燥？

　　李德元：很单调，但是心里怀着宏大的目标。很多记者很多作家要想写我们的故事，来找我，我就说你们不要写，这里面没有故事性，没有爱情，是很枯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