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5日，是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二代歼击机——歼-8成功首飞51周年的纪念日。51年前的这一天，歼-8腾空而起翱翔蓝天，战机用呼啸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有了自主研发的高空高速战机。

　　这一飞，让共和国自此有了生命力强大的种子战斗机——歼-8战机由此衍生出多个型号，以庞大的家族守卫着祖国的长空。

　　我们将镜头投向国之重器的背后，歼-8总设计师黄志千走进人们的视野里。在他51年短暂的生命里，黄志千在我国航空领域做了诸多开创性工作：参与组建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培养出第一代飞机设计团队，主导设计第一架自主战机歼教-1……在歼-8之前，国产战机设计负责人均无总设计师头衔，黄志千被誉为新中国首任飞机总设计师。

　　“他们重视的是航空工业之创建，而非个人问题。回顾当年，他们报国有心，而无利己之念……”黄志千爱人的评价，是这位航空巨匠一生的追求。他开启了我国自主设计飞机的先河，扛起歼教-1、初教-6、强-5和歼-8等多型战机研制重任；他倾尽毕生精力培养人才，探索形成的飞机设计理念，奠定了我国飞机设计基础。

　　歼教-1的技术难度在我国当时的航空工业史无前例

　　黄志千，出生在长江边上的淮阴小城。他取名“志千”，顾名思义就是“志在千里”。少年时期的黄志千，凭借过人的勤奋，自学考入上海交大机械系。

　　学生时代的黄志千，就不同于常人。他的大学同学、航天专家王子仁回忆说：“志千性格内向、寡言谈，因络腮胡很密，面目虎虎然，同学们亲切地称他‘黄老虎’。”

　　沉默寡言的背后，是他对事业特有的专注与细致。别人要反复修改的机械设计图纸，他往往一次就能制作成型。

　　留学英国时，黄志千抓住难得的机会，刻苦学习航空设计技术。当时，英方禁止中方人员进入设计部门，还封锁了核心技术资料。但优秀的黄志千被英方破例选中，负责机身后部结构设计。

　　1947年，英国伦敦郊外，一架“流星”喷气式战机灵巧地在云朵中穿梭，最高飞行速度达到975公里/小时，创造了飞机飞行速度的世界纪录。看着自己参与设计的飞机试飞成功，黄志千心中有了新的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也能制造出喷气式飞机。

　　新中国成立后，黄志千回到祖国，担任航空工业局飞机设计组组长。

　　不久，他便主动提出，离开北京到东北，设计制造我国第一型喷气式战机——歼教-1。

　　当时，新中国的飞机设计制造业几乎是一张白纸。为数不多的设计人员，见过喷气式飞机的人屈指可数。缺少技术资料，技术人员就从科研院所借来外文资料，边翻译边学习；缺少试验设备，他们就自己动手，焊接加工。

　　“图纸是工程的基础，一定要严格遵守制图规定，练好基本功……”飞机结构强度专家冯钟越回忆说，黄志千对待工作异常严谨，培养年轻人耐心细致，经常一边帮着修改设计问题，一边给大家示范讲解。

　　当时，歼教-1设计图纸多达上万张。为了确保上百人设计的图纸协调一致，黄志千通宵达旦地审核把关。为了尽快让年轻人练好基本功，黄志千会在图纸上进行详细地修改和批注，便于设计人员及时发现图纸问题、提高设计图纸的能力。

　　在飞机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发现新机型常常出现颤振问题。当时，正值东北的冬天，风比钢硬、钢比风冷。但是，团队上下攻克难关的意志坚如磐石。在多数东北人选择“猫冬”的时候，黄志千带领设计人员拖着木质战机模型，顶风冒雪跑到城市郊外，进行风洞试验。

　　“每次试验，他都在场，像守望自己孩子一样，观察战机的一举一动。”顾诵芬院士回忆说，长达2个月的时间，黄志千带领设计人员一起梳理试验现象数据，确保了战机两侧进气设计的可靠性。

　　千辛万苦，终于等到新型战机诞生之日。这一天，黄志千激动不已——

　　1958年7月26日，在北陵机场，当信号弹划破天际，歼教-1呼啸着向跑道滑去，轻盈地飞上蓝天，成功做出多个高难度动作。

　　飞机着陆后，黄志千和在场的设计人员高兴地欢呼起来。他们有足够理由自豪，因为“其技术难度在我国当时的航空工业史无前例”。

　　如今，人们已无法想象，研发者当时在完成这“惊天一飞”时所拥有的巨大决心与勇气。

　　他为天空而生，又在天空陨落

　　20世纪60年代，美军高空侦察机常常侵入我国领空，我军雷达“看”得到，但战机“够”不着。研制一款速度快、航程远、战斗力强、能与当时世界同类型战机相匹敌的“竞争机”的重任，就落在黄志千和他的同事们肩上。

　　当时，我国仅具备仿制第一代超音速战机的能力，直接跨越到自主设计2倍音速战机的水平，难度可想而知。

　　从系统原理到成品附件，再到试验方法，每一次艰苦攻关，都烙上了那一代人历经磨难、不懈奋斗的集体印记。

　　在歼-8研发工作取得一定进展时，战机“心脏病”的问题成为他们前行的“拦路虎”。

　　一次会上，大家争论：是安装一台全新研制的国产发动机，还是安装两台经过改进的歼-7发动机？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不止。

　　“某型飞机因为没有成熟发动机而不能定型，这个教训我们必须汲取，我们不能再重蹈发动机拖飞机后腿的覆辙！”黄志千权衡当时国内的技术条件，冷静地提出应采取较为成熟的“双发方案”。实践证明，这一选择大大缩短了战机的研制时间，有效规避了技术风险。

　　为了让战机更符合部队需求，黄志千带领联合调查组，走遍空军部队、院校和机关，收集部队对歼-8飞机总体方案的意见300余条。

　　受当时导弹至上的潮流影响，歼-8飞机起初设计时没有安装机炮。与一线飞行员深入交流后，黄志千得出结论：机炮仍是必备的重要武器，要在歼-8原有导弹方案基础上增加一门机炮。

　　“我们技术上出现了失误，志千同志不是责难，而是经常鼓励我们如何去消除失误。”一本泛黄的《歼-8型飞机强度计算原则》小册子，一直放在管德院士的案头。这些年虽接触到不少先进飞机制造理论，但管德院士将这本小册子一直珍藏至今。

　　有一次，黄志千发现年轻的管德对一个技术问题认识不到位。他带着管德对一组组数据进行比对，还给他讲解国外先进设计理念。见他听得意犹未尽，就把自己编写好的《歼-8型飞机强度计算原则》小册子送给了管德。

　　在黄志千的激励下，管德顺利完成了歼-8飞机气动弹性设计工作，建立了一整套颤振计算程序，奠定了我国航空气动弹性专业的基础。

　　他为天空而生，又在天空陨落。1965年5月20日，黄志千带队前往欧洲考察时，乘坐的班机失事，他不幸遇难。

　　此时，距批准歼-8战机研制方案仅仅3天。

　　“天空没有留下我的身影，而我曾飞过。”这位航空赤子以悲壮的方式告别了他挚爱的飞机设计事业。他的学生们继承了他的遗志，成功把歼-8战机送上祖国的蓝天。

　　在30多年的服役岁月里，歼-8战机一直翱翔在祖国蓝天，以出色表现捍卫着祖国的海空安全。

　　航空工业是“生产”英雄的流水线

　　与黄志千共事的人，都听过他提出的“苗子、尖子论”：“要注重发现和培养技术拔尖的尖子和技术不那么拔尖、却也有很好潜力的苗子。苗子出尖子，尖子带苗子，苗子带全体，互相促进，搞活人才队伍。”

　　在黄志千的眼里，顾诵芬无疑是“尖子”的代表——早在歼教-1研制初期，年仅26岁的他即被黄志千委以设计飞机气动布局的重任。

　　时至今日，年过九旬的顾诵芬院士仍然记得恩师的教诲：“志千同志对我们这些晚辈十分关心，要求我们有严格的工作素质，培养了我们良好的设计习惯。他常说，‘这些青年人，将来是我国飞机设计的宝贝，要把他们的基本功练好，练扎实。’”

　　1985年11月，歼-8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奖名单中，顾诵芬的名字赫然在列。此时，距恩师黄志千逝世已过去了整整20年。

　　“新生事物总会有失误，知错就改，不要考虑个人得失。”获奖后的顾诵芬，脑海中闪现的不是战机首飞成功时的庆祝场面，而是老师这句朴实温情的话语。

　　20世纪60年代初，顾诵芬担任歼-8气动布局设计的副总设计师，为了战机上的一处改进设计进行了大量数据计算。不少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不解。黄志千了解情况后，鼓励顾诵芬坚持大胆创新，直到做出最好的设计。

　　在“飞豹”战机总设计师陈一坚院士的眼中，黄志千是一位近乎苛刻的老师。

　　一次，黄志千问他一项技术数据，他凭记忆随口而答。黄志千带着他一起查阅资料，并语重心长地说：“设计师要有严格的技术素养，要认真查资料，记忆难免有失误，万一失误，后果就很严重。”

　　在航空工业专家李在田眼中，黄志千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来国营112厂(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前身)之前，李在田就听说过黄志千的鼎鼎大名。原以为这位名设计师高不可攀，可接触一段时间后，他笑着说：“黄总为人谦和，事无巨细，有问必答，从不厌烦，也无傲气……”

　　长期与黄志千共事、后任某设计所所长的张仲秋，评价黄志千是“干实务、求实效，却不事张扬；满腹经纶，却不轻易外露；有远有近、远近结合、有板有眼，步步稳妥推进，质朴无华……”

　　当这些碎片化的记忆整合起来，就是对这位功勋卓著的航空巨匠最好的追思。黄志千影响的不只是一代人，而是几代航空人。

　　一颗星星陨落了，但天穹依然群星灿烂。在黄志千的带领下，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成为名副其实的“飞机设计师摇篮”。昔日稚嫩的苗子，很多成长为专家、院士、飞机设计单位领导，成为航空领域的开拓者和带头人。

　　有人说，航空工业是“生产”英雄的流水线。沈飞4位英雄黄志千、徐舜寿、高方启、罗阳将最后的生命定格于51岁。在他们的身后，一代代航空人，继承了前辈们“航空报国”的崇高理想，为研制先进战机呕心沥血，使中国航空事业实现了从总体跟跑、主体并跑到实现领跑的历史跨越。（云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