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乃暴雨高发季节。1975年8月上旬，河南省南部发生特大暴雨。虽然当时相关人员做出了预报，但雨量远远超出预期。从8月4日至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暴雨引发的洪水，造成板桥水库等十座水库群集体坍塌、京汉铁路中断、数百万人受灾，造成巨大损失。

　　不过，也正是由于这场特大暴雨，我国的暴雨研究水平得到大大提升。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供图

　　暴雨过后参与会战解析成因

　　“75·8”河南特大暴雨当时给全国气象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不久，中国科学院、国家气象局和各大院校联合发起了大规模暴雨会战。1976年从春至夏，时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的陶诗言带领数名大气所研究人员参加了会战研究。

　　这并不是陶诗言第一次接触暴雨。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洪水。当时武汉的长江水位超过历史最高纪录1.5米，并且持续6天居高不下。分洪，无数国家财产将被淹没；不分，一旦决堤，后果不堪设想。危急关头，陶诗言凭借多年的预报经验和详实可信的数据分析，做出了暴雨即将终止的预报。8月18日，暴雨停止，长江的水位开始下降。

　　1958年，陶诗言、赵煜佳、陈晓敏出版了著作《中国的梅雨》，其中论述了梅雨及梅雨期中暴雨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期，陶诗言注意到台风的移动和形成机制，对副热带高压及副热带天气学进行了研究。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陶诗言有关暴雨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开展。

　　当时“75·8”河南特大暴雨会战主要在南京、郑州和北京三地组织开展。接到会战任务后，正在研究卫星气象学的陶诗言带着学生丁一汇（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多次赴河南进行现场考察。两人就住在现场附近，无论吃的、住的都很艰苦，食堂里最好的伙食就是韭菜包子。

　　除此之外，陶诗言还参加了南京会战。会战的两三个月里，研究组都是军事化管理，早晨起床还吹号，大家集体锻炼。会战的生活条件虽然不好，但研究组成员们战斗热情高昂，大家都希望早日研究出成果，可以为国家减少灾害损失。

　　30多人的研究组中，陶诗言发挥了核心的指导作用。他认为，首先要把天气模型搞出来，指导研究组分析特大暴雨的案例，一定要抓特大案例。他再三让研究组将1931至1975年期间所有中国历史上的特大暴雨分析清楚。根据陶诗言的指导，研究组仔细分析我国历史上特大暴雨个例，总共研究了几十个历史上各地的特大暴雨。

　　通过分析中国历史上近50年来所发生的大暴雨个例，陶诗言弄清了这场大暴雨发生的原因和条件：暴雨虽然是一种中尺度现象，但不同尺度之间有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使整个暴雨系统能继续维持或加强。这个观点后来被广泛地应用于我国许多大暴雨的分析。

　　主编我国首部暴雨专著

　　“75·8”暴雨大会战之后，陶诗言对暴雨研究一直持续进行。为提高长期天气和短期暴雨预报水平，1980年陶诗言主编完成了暴雨研究专著《中国之暴雨》。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总结中国暴雨的专著，不仅对我国暴雨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还系统总结了暴雨天气类型、暴雨发生的机制和预报方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暴雨分析研究和预报水平。

　　《中国之暴雨》影响深远，使得有中国特色的暴雨研究一直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在书中，陶诗言提出，当高空槽脊系统持续出现在某些特定地区时，地面锋面和气旋路径以及降雨带便有集中和稳定的趋势，因而引起严重的持续性的暴雨和洪涝。这个观点比美国同行所提出的与之类似的观点要早数年。

　　1992年，《中国之暴雨》被评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当时评委和课题组成员都建议他继续申报国家奖，但陶诗言认为暴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还要继续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陶诗言开始重点研究灾害天气的气候机理和预测。从1998年长江大水到2008年年初的冰冻雨雪，他都带领研究组进行了研究。2012年7月21日，北京发生特大暴雨，死亡79人。陶诗言立刻提出建议和思路，请相关专家认证分析并开展研究。

　　陶诗言为中国暴雨预报事业倾尽心血，2012年12月17日，陶诗言不幸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他对包括暴雨预报在内的中国天气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必将镌刻在中国气象科学技术史上，激励后人继续前进，为国奉献。

　　（陈正洪 作者系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国际培训部气象科技史研究室主任，国际气象史委员会中华区域代表，中国科技史学会气象科技史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