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光的力量

　　对于收集承载民间文化历史的物件，潘鲁生总是乐此不疲，民艺藏品已达数万件。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田野调研者，当变迁的步伐加快甚至日新月异时，自己就是一个执着的“拾荒者”，“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当垃圾丢出去的，我就像个捡破烂的，把它捡回来”，与其说是珍藏手工艺，不如说是珍视这些手工艺见证过的时光。

　　在他看来，物质在生命中不占多少分量，从人呱呱坠地到了然离开，感情和精神的富足更重要。“讲礼仪，有规矩，会生活，只有如此，生活才能热热闹闹、充满人情味。”

　　成长于物资匮乏的年代，潘鲁生对感情和精神富足的感受是具体的。在回忆母亲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至今记得儿时母亲教我的童谣，她手纳鞋底的松紧口布鞋，还有春节时自己制作的灯笼，印在我心灵的深处，随时可被唤起，让人觉得充实。

　　“母亲是我学画的第一位老师和观众。”他怀念儿时尚未离开过山东曹县未曾目睹过山的样子，而凭着想象画出大山时，受到母亲的指导和鼓励的日子。伴随着母亲的期望，潘鲁生把画画从爱好发展成了专业，学习了中国画。

　　上世纪80年代初，一大波西方现代美术思潮涌入中国，形成了“现代美术热”，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文艺评论家王朝闻主持编撰《中国美术史》《中国民间美术全集》项目。当时，朝闻先生已年过八旬，20出头的潘鲁生从山东到北京，作为项目的资料员成了其身边最基层的工作人员。

　　“他常教导年轻人要有理想信念，有民族自信，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潘鲁生说，王朝闻先生的教诲让其受益终生。

　　在先生的指导下，潘鲁生初涉文艺领域，1988年便创作了宣传画《延安——新文艺的摇篮》。每忆此作，潘鲁生感怀，没有先生提供大量的延安时期的木刻作品，是不可能完成的。

　　1993年，潘鲁生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攻读美术学博士学位，师从“艺术学”学科奠基人张道一先生。在当时，民艺学尚属空白学科，张道一先生主张年轻一代从基础学科开始学习，填补这项学科空白。

　　热爱民间艺术的青年潘鲁生便由此开始系统性地研究民间文艺，在导师的指导下构建中国的民艺学。“如果是没有导师，他多年的研究积累和学术支撑，这是不可能进行得下去的研究，并成为一生的事业。”

　　比起日本的民艺学、英国工业化背景下的手工艺学，作为有着5000年历史的手工艺大国，中国的民艺研究起步晚些，但系统庞大。遇上民艺学科的起步期，潘鲁生把学科建设看作使命，他称自己专业是画画，职业是教书，但是事业是从事民间文艺研究，是一辈子的事业。

　　寻找文艺的源头

　　民间文艺的研究离不开一线的田野调研。潘鲁生认为，乡村是中华传统文明的母体，而民间文艺是多种文艺样式发展的源泉。

　　潘鲁生研究乡村文艺，也一直致力于乡村文艺保护。这些年，行走乡村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是乡村的变化”，他说，乡村每天都在改变，民艺资料的遗存在逐日减少，收集的难度也在增加。“假如有一天我们身边的传统文化真的消亡了，我们会不会像忍受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一样忍受文化的枯竭，忍受文化生态的失衡呢？”

　　在他看来，文化也是一个生态系统。1997年，潘鲁生在国内首次提出“传统手工文化生态保护计划”，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1999年，教育部人文科学项目对此计划正式立项。在此基础上，他还将关注的视点从民间艺术延伸到乡村重建等学术命题。

　　另一方面，他认为乡村文化具有独特优势：乡村文艺创作不只是反映乡村生活的文艺创作，因为乡村文化本身就是火热的生活，乡村是一个文化整体，有着独特的生活美学，是活着的文化。保护乡村文化，应该尊重其发展规律和老百姓的选择，它与城市文化应该是互补的。

　　2005年，潘鲁生提出“农村文化产业”的概念，旨在重新发现农村手艺的文化价值，实现农村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协调发展。

　　潘鲁生谈到，“我们研究民间文艺，走进田野，不只是实现个人的学术志趣，还要服务于创造民间文艺的老百姓和乡村社会”。

　　去年，潘鲁生把近40年来行走乡村、探访民艺、观察民生的思考与调研集结成书作，出版了《美在乡村》，书中写到，乡村之美不仅在于具象的乡村风貌、风土人情，还在于乡村中个体与文化的存在，乡村生命的价值，乡村本身不可替代的意义和生命力。

　　潘鲁生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4年多时间里，一直在推进两大工程，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中国民间工艺集成》正在稳步推进，与此同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学术立会的传统在延续发展，奔走在一线的文艺家们正在通过整合老一辈留下的文化资源，结合新时代的需求，服务乡村，服务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