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陈鼓应与汤一介（右）

2012年，陈鼓应与杜维明（右）

　　在海外募得20万美元，重修了治贝子园

　　1984年，陈先生应邀到北大任教，继续其学术道路。如果说他赴美之前的著述大都具有浓郁的现实关怀的话，那么移师燕园以后的他则更趋沉潜。彼时的媒体上时见陈先生为两岸关系解冻奔走，但他投注到学术研究中的精力实则更多。1970年代以来，适逢各类出土文献面世，陈先生敏锐地将之与自家的道典诠释工作结合起来。他表示北大教学相长的时光令自己“在文献和学术论著方面打下基础”（《陈鼓应著作集·总序》）。此时的他一面著述新说，同时也修订完善了自己的早年著作。他不仅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对于中国文化前途与人类文明出路展开探寻，而且也着力为脚下的这片土地付出心力。

　　北大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以及中国文化书院在1990年代之后曾坐落于北大校内的治贝子园。诸多中国文化研究学者于此讲学，促成了至今方兴未艾的“国学热”。但陈鼓应先生与这座清代皇家园林的因缘，却长期鲜为人知。1952年，北大迁入燕园以后，僻居一隅的治贝子园长期未得修缮。究竟是存是废，校方一直举棋不定。1995年，是陈先生在海外募得20万美元，方才重修了治贝子园。历史遗迹由是重新启用，而北大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也藉此得以安身。陈先生从未张扬此事。20余年过后，乐黛云先生郑重撰写了《美丽的治贝子园》一文，向外界披露了这则佳话。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再造治贝子园的陈先生并未在园中谋求过一间研究室。汤一介先生为感念陈先生的协助，当治贝子园有机会为先贤塑像时，他决定首先树立起一尊老子像，向道家文化学者陈先生致意。如今园门外矗立的老子像，即是陈、汤二位先生数十年交谊与一代学人的文化情怀的见证。而此类事迹，陈先生在执教北大期间其实还有许多。

　　我问陈先生，为何他很少主动提及这些？他说，知识分子容易沉湎自我，与其讲述做了什么，还是把事情本身做好更加重要。如果非要说，他更想记录下来的是师长、同道与学生对于自己的帮助。后者我深有体会。

　　陈先生80岁时，我曾起意为他做点什么。他得知后和我说，不必为他公开祝寿，我们可以合作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从2015年开始，我协助陈先生口述怀念殷海光先生的长文（《追忆殷海光先生的晚年境遇》），并重编了《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一书。其间他遥想先师，几度泣不成声。陈先生说，老师在极其艰困的条件下依然对于中国文化保有信心，而老师的老师们更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坚持弦歌不辍，这些都是他莫大的精神力量。

本文作者李浴洋（左）在北大采访陈鼓应（中）

　　晚年的精神追求是“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

　　1997年，台湾当局为“台大哲学系事件”平反，陈先生返回台湾大学任教，延伸其在北大时期的学术志业。而台湾社会在世纪之交出现的诸多新现象与新问题，也促发他的思考。1979年离开台湾之前，陈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公众人物，在“白色恐怖”一片肃杀的氛围中，他不畏强权，屡屡发声。但1997年返台以后，面对殊荣，他却毅然远离政坛，栖身校园。因为在他看来，文化涵育才是更为根本的事业，也是他余生的真正寄托。此中贯穿的，正是他在北大沉淀所得的结晶与洞见。

　　2010年再度回到北大，陈先生以庄子的“任其性命之情”与“安其性命之情”夫子自道。他说自己晚年的精神追求是“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他认为“中国哲学儒、墨、道、法各家，传承数千年而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各有其普世的价值”，而“这种普世价值，是指在人文精神的照耀下，老、孔、墨、庄的思想都散发出普世的情怀，即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爱与非攻思想、庄子的艺术人生和齐物精神”（《陈鼓应著作集·总序》）。为此，他在深耕与广播道家文化之外，还致力论述孔子、老子对话的时代意义，并身体力行，倡导“异质文化的对话”。陈先生说，这是庄子给予他的启示。

　　陈先生曾以庄周与惠施“濠梁观鱼”的故事为例，讲到无论不同个体，还是不同文明，都应当“承认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智能才性，要张扬个体的优点长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相互沟通，既能用惠施的理性去研讨论文，又能用庄子的情怀，彼此发挥更多的‘同’与‘通’精神”（《我读〈庄子〉的心路历程》）。在新近发表的《庄子“齐物论”与中国文化精神之重建》一文中，他更从自身心路历程出发，写道：“我出生于大陆、求学于台湾，从台大校园到北大校园，走遍两岸三地、造访欧美各国的五十年间，所到之处，我特别留意各国的校园与博物馆，深刻体验到不同地域的文化各有千秋，也才更加感觉到包容性文化、多元文化的可贵。”

　　言及当前冲突与分歧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陈先生主张学人应当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由此说到自己的导师方东美先生。方先生早年曾是“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但终其一生没有直接介入过现实政治。1948年赴台以后，他在台大哲学系长期讲授中西哲学课程，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扬厥功甚伟。陈先生提示我去读方东美晚年的最后一部讲稿《新儒家哲学十八讲》，指出书中可见其学问背后的批判意识、家国精神与现实关怀。这在方东美的其他著作中并不多见。

　　方东美示范的学者人格，无疑是陈先生十分心仪的。而方东美毕生未与其他学人争斗，也令陈先生感慨良多。陈先生说，纵观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即便联合起来，也未必斗得过有权势者，但知识分子内部的互相倾轧从来最为惨烈，这让人格外痛心。对于学人而言，既需要一份自知之明，还应当具备一种自我修养。

　　令陈先生感到温暖的是，他两度执教北大期间，与几代学人缔结形成学术共同体。他认为，学术研究应当“有容乃大”，而学人之间能否团结与共，是一个时代学术兴衰的重要标志。2010年重回北大以来，陈先生与王博、郑开、王中江等学者通力协作，以北大道家研究中心与《道家文化研究》集刊为平台，已经凝聚了一支极具水准的道家文化研究队伍。同时，他们还十分注重与其他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疫情来临之前，陈先生每个学期都要到外地讲学，促进不同学术群体之间的相互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