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青年学子的“北大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9月10日，陈鼓应先生乘坐的航班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次日，我们通话时，他已制定好了隔离期间的工作安排。14天满，陈先生受邀出席了两岸文化座谈会。27日，他回到北京。此时距离他春节以前返回台北和家人团聚，已过去9个月的时光。而这也是陈先生近年离京时间最久的一次。

　　自2010年受聘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并参与主持道家研究中心以来，陈鼓应先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燕园度过。只有寒暑假时，他才会回台北家中或者美国伯克利的寓所。但假期也几乎全被他用来搜集研究资料，以及为北大道家研究中心拓展国际合作。

　　1984年至1997年间，正值盛年的陈先生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并以中国文化书院为阵地积极推动文化复兴。他结合自己的学思经历，开设了尼采与庄子的有关课程。其时的他，一手摆渡“新知”，一手转化“旧学”，融会东西文化，引发了大批求知者的神往。在燕园，陈先生作育校内外人才众多，尤其是为赓续与接引道家文化学脉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作为北大教授的他，也在这时出版了《悲剧哲学家尼采》《老庄新论》《易传与道家思想》《黄帝四经今注今译》与《周易今注今译》（与赵建伟合作）等重要著作。1989年，陈先生发表《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一文，正式提出“中国哲学道家主干说”，引发巨大反响，堪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成一家之言”的标志性论述。他早年的经典著作《老子注译及评介》与《庄子今注今译》的简体本更在这一时期问世，风行海内。

　　13年后，陈先生重回北大。“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是他近十年来的精神写照。尽管已逾古稀，但他在学问上的锐意及教育上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当年。晚年的陈先生依旧笔耕不辍。2012年，他出版新著《道家的人文精神》；2017年，另一部新作《庄子人性论》又与读者见面。从2015年起，收录其思想精粹的20卷本“陈鼓应著作集”由中华书局相继推出。而他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集刊也在2016年出满30辑（1992年创刊，迄今仍在编辑发行）。依托北大哲学系与道家研究中心，陈先生还发起了“严复学术讲座”与“道家学术讲堂”两大演讲系列，邀请汤一介、李学勤、杜维明、余敦康、施舟人与汪荣祖等当代一流人文学者主讲。他自己开设的专题课程、相关演讲，以及策划的国际会议，更是每每成为燕园中的学术风景线，备受欢迎。甚至他每日在未名湖边散步或者骑车的身影，也已然成为众多青年学子的“北大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讲学中的陈鼓应先生

　　准备以“从台大到北大”来命名自己的回忆录

　　陈先生曾不止一次谈到，准备以“从台大到北大”来命名自己的回忆录。而他此次回京的一项重要计划，便是启动回忆录的撰写工作。之前，陈先生作为1970年代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推动者，曾就此接受过口述历史访问。近年，他也参加了国家图书馆“国家记忆”工程的录制，讲述了亲历两岸若干历史事件的经过。但一部以其学者生涯为主线的系统的个人回忆录，却始终在他的构思当中。而今，经过长期酝酿，陈先生决定在疫情过后的故都正式开笔。

　　北上求学不久，我便与陈先生相识。数年之间，常有机会请业请益。而此次由于疫情，我们已许久未能见面。其间虽通话多次，但终不比当面交流畅快与透辟。9月28日，即陈先生回京的第二天，我见到了久违的他。一见面，陈先生就兴味盎然地说起回忆录的事情。

　　在陈先生看来，尽管一生经历丰富，也曾一度站上历史潮头，但与之相比，他更为看重的还是自己的学者身份，特别是台大与北大两所大学和自己的生命联结。

　　1956年，陈先生入读台湾大学，1963年从台大哲学研究所毕业。在台大期间，他深受哲学家方东美与殷海光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将哲学思辨与家国情怀熔铸一炉的学术风格。毕业后，他先到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任教，但因殷海光遭到当局迫害，他也在1967年被作为“殷党”解聘。后来他又转任台大教席，由于投身“保钓运动”，在当局压力下，复被台大解聘，并引发了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但在困厄中，他却不坠青云之志。正是从1967年开始，他发奋注译老庄，历时数年完成了一代名著。在《我的学思历程》一文中，陈先生回忆道：“上世纪60年代，在台湾当局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下，儒学之道统说与威权体制的统治相互温存。”而他选择在诠释道家思想上用力，阐幽发微，一如其内心对于尼采学说格外亲近一样，“未尝不是对政治上道统说和学术上道统说的回应”。

　　陈先生1972年曾短暂赴美交流，1979年再次赴美后，便受阻无法返台北。在杜维明教授的介绍下，他到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专事道典研究。此后他又到芝加哥大学，参与了著名政治学家邹谠教授主持的为期三个学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项目。而在“五四”一代风云人物中，他最为欣赏的是时任北大文科学长与《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

　　陈先生说，无论是在台大读书时，还是毕业以后，亲炙的师长中有不少出身北大或者“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台大成为北大学脉的一道余绪。他高度认同这一传统。只不过那时的陈先生还不曾想到，自己此后的人生舞台会伴随着剧烈的历史变动而转向北大，为这一学脉再谱新篇。

　　就在陈先生赴美的同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1935年出生于福建长汀的陈先生，1949年和父母一同赴台。此后他在台湾接受教育，并崭露头角，但他的视野与关怀却从不以台湾自限。相反，在精神深处，他始终与故土保持着血肉联系。赴美以后，陈先生得以更多了解来自大陆的信息，同胞的命运时刻牵动着他。经由政治学家赵宝煦先生与袁明教授引介，陈先生逐渐与北大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