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故宫博物院的研究者和故宫文化的普及者，祝勇近年来持续书写着故宫掌故与传奇，以个人化视角展示丰富深邃的古典中国。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在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祝勇推出非虚构新作《故宫六百年》。他说：“我想用文字搭建起一座紫禁城。”

　　在书中，祝勇带领读者，打开一扇扇大门，跨过一道道门槛，在金銮宝殿、亭台楼阁间抚今追昔，在600年历史风云间徘徊流连，体验了一次时空穿越之旅。

祝勇近照

　　写出这凝聚文明之美的城池

　　故宫是一座凝聚了中华文明之美的城池。如何表现这庞大的主题？祝勇希望通过轻灵的文字来撬动它。书中，他采用比编年史更亲切、熨帖的叙事结构：通过午门、太和殿、神武门等建筑空间来展现故宫10个甲子的过往云烟。

　　在祝勇眼中，紫禁城首先是一座建筑，然后才是它的历史：“我们对故宫的认识是从空间开始的，中国人的时间意识，最早也是通过空间获得的。我在书中把故宫分割成若干建筑空间，并为它们选取一个代表性的时间片段，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我从午门这一故宫的正门开始讲起，写朱棣时代宫殿的营造，随着空间与时间的推移，写到神武门时，讲的是溥仪1924年从这里离开，由此形成了历史的闭环。读者阅读也跟随着从午门进，从神武门出，和现在的参观路线相同。”

　　从《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旧宫殿》《血朝廷》到新作《故宫六百年》，祝勇书写故宫的一系列作品中，故宫人始终是作家关注的焦点。祝勇说：“在书写历史的时候，我关注的不仅仅是事件，而是事件中的人。因为所有的事件都是由人来完成的，所以核心永远是人。”

　　大众熟知的，多是故宫里帝王将相、后宫嫔妃的故事。然而在《故宫六百年》中，祝勇着墨颇多的是故宫里更广大的芸芸众生：从太医、工匠，到太监、宫女，这些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的人，也被作者视为构成紫禁城600年丰富历史的重要部分。祝勇说：“从为保护太子而献出生命的太监张敏，到以杨金英为首谋害嘉靖皇帝的十几名宫女，这些卑微的小人物，甚至影响到历史的走向。”

　　在书中，作家尽可能地展现历史进程中人性的复杂。祝勇笔下的人物更多是利他的、利群的。紫禁城不仅有影视剧和通俗小说里的权术、阴谋、党争、宫斗，更有着日常生活的坚实质地，有着最朴素的亲情与关爱，甚至神圣的奉献与牺牲。“我写的历史不是空洞的、概念化的历史，有人的温度，人的血色。”祝勇认为，中国人价值观的伟大，成就了这座城的伟大。

　　搭建普及文化的“金水桥”

　　除了作家、学者，祝勇还有多重身份，他主编过《布老虎散文》等多部丛书，他是《辛亥》《历史的拐点》《苏东坡》等大型纪录片的总撰稿和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的总导演。从这些身份不难发现，祝勇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向大众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使者，他写《故宫六百年》正是想搭建一座将故宫和大众连接在一起的文化“金水桥”。

　　在写作中，他始终保持着对文字的敬畏之心，酝酿良久方肯落笔。作家惊奇地发现，纸上“建房子”的3年多时间几乎与当年集中营建紫禁城的用时相近，让祝勇对这座城的建造，有了更真切的体验。爬梳史料、考稽典章时，祝勇发现，每当有恶与丑的力量试图挟持这座城时，故宫都会自生出一种力量与之抗衡。在这样的博弈中，它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变得愈发硬朗和健康。这或许埋藏着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的密码。在书写故宫的同类文学作品中，祝勇的《故宫六百年》于历史、建筑、人物外，更寄寓了作家对中华文明的省视与哲思。作家王蒙评价说：“祝勇以文学的方式书写故宫，对于传承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很有意义。”

　　祝勇说：“我写了这么多关于故宫的书，着眼的都是文化意义上的故宫。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写《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大家会很奇怪，苏东坡是宋代的，为什么要在故宫寻找他？实际上，故宫收藏了苏东坡的墨稿、他的一些书法作品，还有与他同时代的欧阳修、黄庭坚的作品。”他笔下的故宫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意义上历代王朝的故宫，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故宫，后者显然更重要。

　　“虽然书名叫《故宫六百年》，但其中囊括的内容不止600年。比如，1420年朱棣为什么建紫禁城？为什么要定都北京？书里都有涉及。此外我还意在通过故宫展示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现在的故宫博物院有186万件文物，浓缩了5000年文明，回望故宫，目光要超过600年。”祝勇说。

　　作为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除了用文字传递故宫文化外，祝勇也尝试用影视手法展现故宫之美。他目前正忙于拍摄一部关于故宫的纪录片。对于“故宫”通过各种短视频、小程序和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成为新媒体时代的“网红”，祝勇认为，用哪种形式传播故宫文化，严肃或者轻松，网络还是纸媒，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坚持正确传达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他说：“历朝历代，中华文明都强调仁爱、信义、牺牲、宽容等价值观，它不会随着王朝更替变化，这些正是我们传播故宫文化时需要弘扬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赓续文脉传薪火

　　在《故宫六百年》中，祝勇写到《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流失被毁的灾厄，也写到故宫文物南迁颠沛流离的过程，更写到保护遗产、赓续文脉的一代代人。在《一座书城》一章中，祝勇用文字纪念了晚清民间文人守护文脉的义举：面对散失了3/4内容的《四库全书》文澜阁藏本，杭州丁氏兄弟决定进行抄补。这是没有官方发动、全凭文人自发进行的一次抄书活动，他们如女娲补天一般，经过7年努力，使得文澜阁“琳琅巨籍，几复旧观”。书中最后一章，作者介绍了一位在故宫工作多年的老前辈——庄严先生。他一身长衫，瘦削温静，在抗战时期为保全故宫文物，使其躲避战火，带着故宫文物南迁，以“人在文物在”的精神使国宝免于兵燹，为中华文化保存了血脉。“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先生，第二任院长马衡先生，以及一代代工作人员，像那志良先生、单士元先生，为保护中国的文化命脉，前赴后继，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祝勇说。

　　在故宫博物院创建之前，第一代故宫守护者就不辞辛苦，将文物清点登记造册。故宫人不怕打击，忍辱负重，在文物南迁过程中，易培基被卷入盗宝冤案，在他含冤去世后，故宫人并没有受此影响，仍旧前赴后继，完成了文物南迁伟业。

　　“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文物高于个人生命的精神代代相传，故宫前辈们为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倾尽毕生心血，乃至生命。这种精神力量感召着我们，也鼓舞着我们。”祝勇动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