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刘庆邦的长篇小说《女工绘》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第四部写煤矿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目前唯一一部书写矿场女工故事的长篇小说。近日，在地坛公园东门附近一家书坊，他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刘庆邦。作者供图

　　难忘的经历，老是忘不下，这里边就很可能有文学的因素

　　草地：您之前的作品大多写男矿工，很少涉及女矿工。为什么《女工绘》的素材一直放在心里、搁置了50年才付诸文字？

　　刘庆邦：不写不等于把这段记忆忘了。心里存着，一直在酝酿。待成熟了，呼之欲出，于是就把她写出来。可以说水到渠成，刚刚好。

　　一个人有难忘的经历，老是忘不下，这里边就很可能有文学的因素。这段经历正是我忘不下的。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活动范围也是有限的。一个人一辈子认识的人并不是很多，让你熟识的人也是有限的。这群女工正是我熟识的人。

　　这么大一个矿，这么多女工，分散在各个岗位，很难接近她们。恰好矿上成立个宣传队，我又是宣传队的组织者，有机会接近她们，跟她们熟识了。全矿有文艺才华的、能唱能跳的、身材和长相都不错的女工挑在一起，成为煤矿一道美丽的风景。作为每一个生命个体，她们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爱、各有各的追求，她们都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值得关注，特别值得写，不写就觉得对不起她们，也对不起自己。现在这本书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书里有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叫华春堂。她是一个线索性、贯穿性人物，通过这个线索把十几个女工连缀起来。一开始写端阳节，就是为她的出场做铺垫。她在家里处于主导地位，是个主心骨，有不同寻常的心智。《女工绘》也是以她的悲剧告终，戛然而止。

　　一些访谈问为什么把它设置成悲剧性的结尾，首先，悲剧性结尾不是我通过虚构故意设置的，人物原型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而且发生事故那天正好是五一劳动节，对我的心灵造成很大冲击，很难忘。另外我认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悲剧。伟大的作品里面都有悲剧的情致，悲剧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形式。朱光潜说过，悲剧比别的文学样式更能打动人。

　　中国人长期养成的欣赏戏剧的习惯是喜剧，喜欢大团圆、花好月圆，不大接受悲剧。我觉得悲剧才更有震撼力、更真实、更美，是高层次的美。老是接受喜剧性的作品就显得不够坚强，有些自欺欺人。

　　《女工绘》的悲剧性结尾既符合华春堂的人生方向，也符合艺术的规律，是自然的，不是反自然的，而且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悲剧寓意。悲剧是由那个年代决定的。那个特殊年代是不可以忘记的，虽然在书里是作为背景。人都是一个生命的容器，都是一个时代的标记。写那一代人，不可能脱离那个时间、那个时代。在那个时间、那个时代背景下展现这些人物的命运，有着特殊的认识意义，具有特殊价值。这是我在写这部小说时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

　　草地：在小说里您称赞华春堂很智慧，对她的评价是肯定的、正面的。

　　刘庆邦：我是很肯定她、很欣赏她的。她的智慧离不开她的社会经验、人生经验。她很聪明，她的聪明是家常的、世俗的，她懂得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她称得上人情练达。这是她跟别的知青不一样的地方。有些知青不懂什么事，有着纯真、浪漫的情怀。华春堂年龄这么小，都懂得人情世故，有心智，有智慧，心很高。这跟她的人生经历有关。她父亲因为锅炉爆炸去世，这对她的成长构成一个转折。她生活本就不幸福，她的苦难使她早熟，早早承担起家庭主心骨这个使命。再加上她又勇于承担，造成了她这种性格。

　　草地：对其他人物，如张丽之、王秋云、杨海平等，她们在生活底层挣扎，同时还要遭受同伴的歧视、打压，生存更加艰难。

　　刘庆邦：那时候的人都被贴上标签。标签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标签，一种是生活标签。政治标签就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贫农，还是工人、商人，先打听清楚。那时候特别讲这个。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非常严重。张丽之家是地主成分，这是她的政治标签。出身不好，大家对她另眼相看，把她压得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作风的标签。这个对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女孩子。都是通过“斗私批修”给揭露出来的。如果生活作风有闪失，就被打入另册。本来矿上的女性很少，应该是很稀罕的。物以稀为贵，缺少女性的地方女孩子很受宠才对，但是她们被贴了标签。男矿工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她们，反而被贬低、被讽刺，说很多难听话，其实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原因。

　　人们乐意传这个。井下没有女性，他们特别爱拿女性说事，把女孩子说得很不堪，进行标签化、妖魔化，忽视人家的美貌、才华。女孩子多艰难呀。

　　我写东西从农村开始

　　草地：《女工绘》里的这些女孩子，有您喜欢的类型吗？

　　刘庆邦：这些女孩子都很可爱。在年轻的时候人人都很美。年轻的时候没有丑的，都很可爱。各有其美。华春堂其实也挺可爱的。

　　草地：有个采访说您喜欢张丽之，她很漂亮。那个年代找对象首先考虑是成分？

　　刘庆邦：张丽之很漂亮，很精明，跳舞跳得很好，但就是因为她家成分不好。成分是放在第一位的。在实际生活当中别人给我介绍过张丽之，张丽之也很乐意，但是我就觉得不行。一说张丽之是地主成分，心里就很排斥。

　　我家是贫农成分，但我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军官，是冯玉祥的部下，被打入另册。当时我吃过很多亏，当兵当不上，入党入不了，很压抑。我曾两次报名当兵，政审都通不过。第二年就绝望了，觉得一辈子完了，没有任何前途可言了。痛哭流涕的，甚至……当时绝望了。转机就是招工。当时我在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知道这个信息比较早。每个大队只有一个名额。十几年都没有招工了。消息是大队会计告诉我的。本来让我接替他当大队会计，他不想让接替，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他说你赶快去找找村支书和大队长。于是我就买了一盒烟，支书吸了一支烟，大队长吸一支烟，等于说同意了。我就去到煤矿当工人。这一下子改变了我的命运，吃商品粮，领粮票，发工资。但还不甘心老当工人，就写东西。

　　我写东西从农村就开始了。初中毕业后当回乡知青，觉得干活也没啥出路。当时县里的广播站有个自办节目“广播稿”，播放批判稿。我一听都是别的公社的人写的，从来没听到我们刘庄店公社的人写，我说不妨写一篇试试。当时投稿邮寄不要钱，就借个信封、剪个角，寄到县广播站。名字前面注上“贫农社员”，不这样注的话人家不给广播。没想到，几天后就听到县广播站的广播了。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广播稿。然后接着写了好几篇。这下公社的人就知道我的名字了，然后就参加公社宣传队搞通讯报道。所以我才有了招工的机会。

　　1970年到了矿上，我也发挥了这个特长。矿上也有广播站，于是给广播站写稿。矿上办宣传队，他们打听到我在中学、大队、公社三个地方都办过宣传队，就让我来组织，所以我才有机会接触、认识这么多女孩子。

　　如同改变不了梦境一样改变不了对故乡的记忆

　　草地：在您的作品里，经常使用了一些豫东方言，比如《女工绘》中“母鸡嬎蛋”“支奓起来”“光棍眼子”等词汇。地理场景也是广袤的中原地区。故乡在您的创作元素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刘庆邦：我的故乡河南沈丘，从大的地理环境讲属于淮海大平原，它是我的地域文化源。一个人的文化环境，包括童年记忆、方言，对一个作家的成长起决定性作用。

　　有一年解放军艺术出版社出了一套丛书，他们请一些作家写一些地域性的作品，池莉写《武汉故事》，阿成写《哈尔滨故事》，我写《河南故事》。我在序言《改变不了的梦境》里讲：一个人做梦不当家，不知道会做什么梦。你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梦境。我已经到北京40年，但是我现在做梦还是梦到老家，还是梦到我小时候。梦见姐姐、妹妹都还没有出嫁，梦见在老家推磨，梦见在老家的老房子里，梦见刮大风，我爬到房顶上去压住被刮起来的草。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每次做梦，母亲身体都还是很好的。这就是童年的记忆，想改变是不可能的。它像血液一样在你的骨子里。如同改变不了血液一样改变不了童年的记忆，改变不了你对故乡文化的记忆。所以每一个作家，一开始写作都是从故乡出发，从故乡文化出发。比如说莫言写高密，贾平凹写商州，周大新写南阳，我写的都是豫东大平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