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即将离世的人，心中会有多少不舍和牵挂？

　　我们病房有一位尿毒症病人，因长期患病，妻子和女儿不堪重负，离他而去。那一天，是他40岁生日。经过医院反复做工作，女儿终于答应来看一看他，并一起吃顿饭。

　　他高兴得像个孩子，顾不上自己的病痛，撑起身刮了胡子，换了衣服，眼巴巴地盯着病房门外。可等了又等，直到下午2点，女儿依然没有出现。从沮丧到失望，他一个下午都没说一句话。病友们不忍心看他绝望的眼神，故意装作若无其事。

　　每当楼道里响起脚步声，他就会侧耳细听。然而，奇迹到底也没有出现。他木然地瘫在病床上，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

　　午夜，他突发脑出血，头痛，呕吐。尽管我们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他带着永远的遗憾，离开了惦念的亲人。临死，他也没有闭上双眼。

　　他的父母闻讯来到医院，哭得肝肠寸断，就是迟迟不提安葬的事儿。我征求老人的意见，老人目光黯淡：“没有钱。”

　　此情此景，让我心如刀绞。我从兜里翻出2000元钱递给老人：“快张罗办理丧事吧，让儿子入土为安。”老人含着眼泪接过钱，把儿子的遗体推出了医院。午夜的病房走廊，悠长昏暗，那“咕噜咕噜”的车轮声仿佛从我的心上碾过……

　　两个月后，二位老人再一次出现在医院走廊。我急忙迎了上去，问他们有什么事。老人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布包，里面包着皱皱巴巴的2000元钱——原来，老人是特意来还钱的。

　　接过老人还的钱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

　　20年前，我满怀喜悦，甚至可以说是骄傲地迈进了医科大学的校门。我为自己能成为一名“白衣天使”而沾沾自喜，也为自己将来悬壶济世的人生而踌躇满志。然而，真正走上工作岗位后，我才知道理想和现实有多么大的差距。面对医学未知的领域，面对病人求生的渴望，面对时刻不约而至的死亡，我一次又一次地感觉到无奈。

　　有时候，我真的希望自己腰缠万贯。

　　记得那是一个春天，一位农村妇女走进我的办公室，用近乎哀求的口气说：“大夫，我丈夫得了尿毒症，来得急，钱没带够，能不能让咱先住上院？”

　　住院交押金，是医院的制度。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妇女绝望了，眼泪扑簌簌落下来。

　　我摸了一下衣兜，里面恰好有1000多元钱。我又跑到别的病房，找同事借了1000元，把钱递到那个中年妇女手里，说：“你快去交押金。”她愣了：“你也不认识咱，要不我给你打个借条吧？”我连连挥手说：“不用，快去吧，别耽误了治病。”妇女流着泪走出了我的办公室。

　　经过这件事，我多了个心眼，每天上班前，兜里都揣点现金，以备不时之需。遇到患者没带够钱，少则二三百，多则三两千，我从来没让他们打过欠条，也没刻意记着把钱借给了哪个患者。

　　结果怎样呢？我可以非常欣慰地告诉您：我为患者垫钱16年，从来没有人不还。有的患者病故了，没来得及还，家属也会千方百计把钱给我送来。

　　我经常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像织毛衣。编织的时候一针一线，小心而漫长。而拆除的时候，只需轻轻一拉……

　　其实，医生和患者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双方，二者本来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疾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医患关系紧张，有时候是因为患者和家属非常焦虑，而医生又因职业需要必须保持冷静。如果缺乏有效的沟通，这一“冷”一“热”之间，就可能产生误会、抵触甚至冲突。

　　一个医生一天要看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病人，一个病人住院可能会耗尽一个家庭的所有积蓄。一些疑难病症还没有能力攻克，个别医疗事故仍然无法避免……既然选择当医生，就要准备为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承担后果。也可以说，这就是白衣天使的“使命”。

　　（本报记者毕玉才、本报特约记者刘勇整理）

　　记者手记

　　把“墙”推倒便是“桥”

　　本报记者 毕玉才 本报特约记者 刘勇

　　采访刘胜阳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几次电话过去，他都是婉拒。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只是垫钱，又不是捐钱”。

　　然而，把“墙”推倒便是“桥”，正是这“一借一还”，推倒了横亘在医患之间的“墙”，在二者之间搭起了一座理解、信任的桥梁。

　　憨厚的长相、微胖的体态，脖子上挂着听诊器，41岁的刘胜阳长得比实际年龄更老成，可走起路来像一阵风。采访同预约一样不顺畅。说起患者，刘胜阳侃侃而谈；说起自己，就有点守口如瓶。好在病房里还有其他医生，于是记者了解到了他的一些经历。

　　2003年SARS蔓延，刘胜阳主动请缨，在让人望而生畏的发热门诊坚守了一年。在封闭的医院里，他想妻子，想未满周岁的儿子，想父母。但是，偶尔见到他们，又不敢靠前一步，只好隔窗相望。

　　2008年汶川地震，刘胜阳连夜写下请战书，递给医院党组织。医院领导颇费踌躇：他的岳父3天前刚刚做完结肠癌手术。他征求妻子意见，妻子含着泪点了点头。在绵阳，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救治更多的伤员，挽救更多的生命。

　　“如果一个房子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刘胜阳说，从“破窗效应”中，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大，导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可怕后果。

　　刘胜阳认为，修补医患关系、重建医患信任，是每一个医生都必须承担的责任。他对记者说：“我愿意像织毛衣一样，一针一线地编织医患互信。”（刘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