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翻译一是会比较辛苦，二是收入肯定没有写作高，第三就是往往在为别人做嫁衣。之所以还在继续做，是因为这些对推动中国法治还是有作用的。”

　　有媒体评价，近年来，何帆所致力引介的“大法官文化”是对之前10余年，业界所侧重的制度层面引介的调整与补充，对塑造中国法官文化与职业认同颇具价值。

　　在何帆看来，翻译这件事儿，就是让法学院的学生有更深的归属感，也让没学过法律或没接触过的人对法律、对司法，有生动形象的认识。他说：“建设法治国家是有前提的，需要全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普法不能光是讲法条、讲案例，还得有故事、有人物。有些道理光在法律人圈子内自说自话，没有任何意义。”

　　而对他自身而言，“翻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好的译者，会通过译介获取新知，不知不觉间又将译介推向深入。”

　　从2007年最开始译书时的焦头烂额，到现在，翻译于他是繁重工作外一件“放松”的事情。日积月累，他已经在脑海中构架起美国司法体系的框架，并在摸索中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逻辑：由制度细化到人，再到案件。

　　但何帆也坦承，现在自己对于美国最高法院这个话题已经心生倦意。因为从翻译上来说，许多知识点已是常识，并没有太大的挑战性，而且这个话题的图书也趋于饱和，很多内容都是在重复介绍。他接下来想做的，是写一本真正介绍中国法院和司法制度的书。

　　“我希望成为向公众介绍中国法院的人”

　　法官工作之外，何帆目前还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一门专门介绍中国司法制度的课程。“讲课一是为普及司法通识，二是为写书积累素材。我一直想写一本书，结合自己的司法经历，讲一讲中国的法院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希望，即使是法律领域之外的人，将来也可以通过这本书来认识和了解中国法院。”

　　他说，中国公众对法院的了解，大多来源于教科书或法条，一旦进入现实的司法程序，情况就会不一样。所以，“把问题的由来和解决之道准确地解释给公众，是非常重要的。”

　　“向公众介绍中国司法，是希望大家对中国司法制度有一个‘同情的理解’，进而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应该通过什么路径着手去解决。”他说。如果整个社会能在问题、成因和破解之道上达成共识，法治目标就能更快更好地实现。

　　何帆很早就选好了翻译生涯的收官之作：勒尼德·汉德法官的传记。汉德法官是美国最知名的法官之一，以渊博学识和专业水准著称于世。他的传记有700多页，被誉为“美国司法界的《战争与和平》”。版权买下后，因为工作太忙，何帆一直没时间动笔翻译。转眼版权期届满，编辑问是否续约，何帆说，“一定得续，等忙完这阵，该译的书，还是得译。”（实习生鹿亚茹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