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隔400年的“对话”

　　朱振彬现在的工作间与国图镇馆四宝之一、文津阁《四库全书》仅一扇玻璃门之隔，这里被年轻人戏称为“史上最昂贵办公室”。朱振彬一直认为，每一部能躺在国家图书馆书库中的善本古籍，其经历都是不平凡的。能为之修补，就仿佛在和历史对话，若能在修复过程中发现前人修书留下的信息，就是有幸与前辈对话了。2009年，他得到了一次这样的机会。

　　当时，借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之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从第二批名录中遴选了300余件古籍，举办了“国家珍贵古籍特展”。那次展览结束后，参展的《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纲目》的收藏单位——上海辞书出版社，就请国家图书馆来帮忙修复此书。从头至尾翻看此书，朱振彬在卷末发现了两处跋文，分别为明代藏书家袁褧和清代藏书家陆沆所写。

　　袁褧跋文曰：“隆庆元年六月立秋日汝郡袁氏清凉堂重整”，即明隆庆元年，也就是1567年，袁褧对此书进行过修复。陆沆跋文曰：“大清道光四年甲申十月吴门陆沆得于百宋一廛黄荛夫处，重装一次，即志。” 这说的是257年后，也就是1824年，陆沆又从清著名藏书家黄丕烈那里得到此书，又重新进行了修复。相隔442年，朱振彬成了历史上第三位修复此书的人。

　　“修复古籍时常常可以看到前人修复的痕迹。但这些修复是什么时候进行的却很少有记载。”朱振彬说，这两篇跋文提供了两次修复的具体年代，让他得以了解明代中期以及清代中后期，前辈们对古籍进行修复时采取的具体方法。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朱振彬将《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纲目》拆开来，从头至尾，一叶一叶仔仔细细检验一番，结果却令他有些惊讶。

　　他发现古籍中栏线破损的部分，前辈都在补好书叶后再把残缺栏线划齐。被划栏补齐的书叶总共有数十叶之多。而对栏线以外的破损，如天头、地脚的位置，直接用了裁掉再补的方法。前人修复此书时，还对每一叶都进行了衬纸，在衬纸的过程中，把每一叶的书口部分与衬纸粘连在一起。朱振彬认为，前辈的这些方法并不可取。

　　早在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朱振彬的师傅张士达那一代修复师就在修复国图镇馆四宝之一《赵城金藏》时确定了一个修复原则“整旧如旧”。“先生常说，看一部书修得好坏，不能看是否修复一新，要看是否古风犹在。”朱振彬回忆，这是师傅坚守一生并传递给后辈的理念。一部破烂不堪的古籍，书脊的上下两角也往往由直角磨成圆角了。有些修复师会在补破的同时随手把两个圆角也补了，使圆角变回直角。而张士达不会这样做，他总是把圆角还保留住，即使有的圆角出现了破损，也是把这部分破损补好维持原样。后来，待到朱振彬这一代修复师修复《敦煌遗书》时，冀淑英等古籍版本大家们又多次讨论，为古籍修复增加了“最少干预”、“可逆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古籍原貌，也为日后修复手段进步，可以重新修复这些古籍留下可能性。显然，《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纲目》在过去400多年的两次修复中，是以修得美观为主，并未忠实于古籍的古味儿。

　　这次对话给了朱振彬信心，也让他更笃信现在坚持的原则。不过，即便前辈的修复并不高明，那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朱振彬并没有将它们抹去。“这是历史的痕迹，它们也反映出今天的修复理念恰恰是在无数先人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

　　4.技术传承易原料再觅难

　　现在，朱振彬像自己的师傅一样，开始带徒授业。

　　2006年，国家图书馆举办“文明的守望——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选大型展览”时，朱振彬和同事们曾经统计过，当时全国的古籍修复人才不足100人。古籍修复师，是一群比大熊猫还要稀少珍贵的人。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国启动了第三次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办古籍修复培训班，培训业内人士；技艺高超的修复师们采取一对一的形式，带徒授业；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还开设了古籍修复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国图善本组，修复师史无前例的达到了19人。

　　眼看着技术的传承步入正轨，朱振彬心里却在担心另一件事——古籍修复所必需的传统原材料越来越少。

　　就拿朱振彬手头正在修复的清代皇家内府藏书《天禄琳琅》来说。这批古籍异常精美，函套以纯真丝装饰，每一册书卷上都钤有“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等五枚大印，史称“乾隆五玺”。而且古籍中的一部分纸张采用了中国古代造纸术巅峰之作——并称为“一金一玉”的开化纸和太史连纸。可如今，这两种纸早已难觅踪影，国图也是靠百余年积累才留下一些。在朱振彬的桌案上摆着很多个材料袋，每一个材料袋里都是些零零散散各种颜色的小纸条、小纸片儿，每次拿出一种使用，朱振彬也都格外小心，每次用完剩下的一点儿也都舍不得扔，仍旧放回材料袋里，以备不时之需。

　　朱振彬曾听师傅说过，从前老先生们都有一大雅兴，去琉璃厂寻觅古纸，这既带有一定的文化自觉，又受修复理念驱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先生们还能收到零星的开化纸及太史连纸，但后来市面上几乎不见踪影。到上世纪80年代朱振彬跟随师傅学习的时候，一张都没找到。现在大多数业内人士，对这种顶级纸张也只是闻过其名，从未见过其貌。

　　修复材料的危机，一直困扰着修复师们。2003年，国图启动《西夏文献》修复工程。这批经折装古籍所用的是麻纸和皮纸，可如今已再无麻纸，只能尽量找纤维的长短、纹路，以及纸张薄厚相近的纸张来修复。即便是皮纸，要想找到满意的也不容易了。前几年，朱振彬和同事们经多方寻访才从贵州进了一批枸皮纸。“经过鉴定，确认这些纸是售卖者的爷爷以古法手工造纸抄出来的，这样我们才敢买。”日后待到储备用纸用光，朱振彬说修复师就只能自己动手，用橡树籽、茶叶等天然植物染料染纸，使修复用纸在色泽上具备古意。

　　为了确保修复材料不含化学物质、不含酸，朱振彬连糨糊也不敢在市面上买现成的，而是带着徒弟们自己动手制作。他将买来的纯天然小麦面粉和水去除面筋，再把粉子洗出来晾干，这样才能得出纯天然的糨糊原料。待到修复古籍时，调糨糊所用的水都得是纯净水或蒸馏水。“只有这样的糨糊才能真正做到可逆性，如果日后修复技术进步了，可以把我们现在的修补以水洗掉，重新再来。”他要操心的已不止手术那么简单，古书好像婴儿一般，牵挂着他的全部身心去照顾。

　　如今，采用科技手段仿制古籍修复材料的尝试已经开始。全社会对古籍保护的重视正吸引越来越多社会资源投入其中。朱振彬35年“书医”路，也从几乎无人同行的惨淡，迎来了现在广受关注的灿烂。可他依旧沉默着，最感兴趣的话题永远是手中的古籍。《敦煌遗书》《西夏文献》《永乐大典》《天禄琳琅》……他的修复故事还在继续。（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