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精神层面建设人工智能

　　记：你在《智能科学研究前沿》里提出“相位理论”，引起很多学者共鸣。

　　赵：2009年美国人展开了对人工智能的反思，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更高程度。问题何在？不仅是技术问题，它必须成为一门科学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从人工智能到智能科学，形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人工智能学家”（Aitists），这是中国科学家的贡献。我关注传统的中道思想，不仅是技术，而应该从思想、文化、精神层面来建设人工智能。

　　“相位理论”构思于2005年第一届国际泛逻辑会议。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对世界进行描述的关于世界的理论，一个与高水平的智慧相伴，包含着众多相容性和不相容性的矛盾冲突的理论。

　　记：能否举个例子？

　　赵：举一个新相位生成的例子——林徽因的诗《六点钟的下午》，“用什么来点缀／六点钟在下午／点缀在你生命中／仅有仿佛的灯光。”这段诗句就是在生成和描述“六点钟在下午”这个新相位。

　　我坚持东西方学术思想的交流和互补，把“诗可以兴”的“兴”义应用到泛逻辑中。代表着中国文学特质的“兴”，本义为兴起、发动，引申为“兴盛”。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约瑟夫·布伦纳博士说：“你的相位变化像一个影响的序列，那正是我的实现逻辑的核心。”就是说，相位理论渴望打通、融合东西方思维的差异，求同包容是主旨，是对人工智能研究提出原创性理论。

　　西方人思维具有越分越细的特点，而非东方人的细节优先。比如，我在明朝陈老莲的《披发图》里发现了一种比例失真现象：头部比例极大，人的手反而极小。这是基于全局优先原则，我们注视对方往往是面部尤其是眼眉位置，别的肢体往往虚化。陈老莲的人物画整体效果在仇英、唐寅之上，三百年间没有那样格调的笔墨。其实，他是尊重了东方人的认知规律。

　　我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这一观点后，一位意大利学者对我说，我同意你把局部优先原则应用到艺术领域，我发现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与身体、头部比较，手部比例就小了。

　　今天依然是一个启蒙的时代

　　记：无人驾驶汽车正在研制过程中，一旦成功会不会使司机失业？现在有软件可以简单写作、绘画、作曲了，一旦技术成熟，后果令人担忧。

　　赵：机器人就是一个大储存的笔记本，是一个时代科学和技术的集大成者。我认为好技术多多益善，即使机器全面地代替人，有何不好？人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放手去做，“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也算一种吧。

　　举一个例。南京大学聂危谷教授的画作上，有“醉看莲花满堂红”题款，我在电脑上试着进行不同组合，7阶乘的结果是有5040次变化，6阶乘有720次变化，但如此之多的变化里，机器无法知道哪一种最好，需要操作者去选择，这是它无法代替人的地方。

　　我们有写对联的软件，还可以给出横批，微软系统曾推出功能更强大的对联软件；我的学生也开发出了填写宋词的软件，不琢磨半天，真还看不出是机器写的。但情感是机器无法把握的，要想彻底取代人的智力创造，不可能。但这绝不意味着人工智能的局限。人类不应该与机器为敌，机器是人类的绝好助手。

　　记：智能是人类各种能力的最高表现，是生产力中的生产力。

　　赵：智能科学发展起来，近代工业带来的“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和与此相关的各种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就有望成为历史，经济发展的方式就有望得到有效转变。

　　记：阿尔法狗与李世石人机大战之后，世界变得不一样了……

　　赵：机器胜利了，我最直觉的反应是人类要更加团结，彼此更加珍惜。我们置身于一个“聚智”的时代，聚变将释放出更大的能量。这些技术还面临三大对称性整合：东西方差异、科学与艺术、物与识的关系，这是哲学的坚果核。无疑这是人类将发生文明跃迁的关键时期，从发现引力波到阿尔法狗，都是这一文明大流变的序幕。

　　20世纪初爱因斯坦回答一位记者提问“目前是一个什么年代”时说：“这是一个启蒙的时代。”目前并不是终结，而依然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因为我们的愚昧有很大的库存，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能否通过目前的困难和瓶颈是巨大的挑战，也是关乎人类未来存亡的问题，需要更多的人很好地把握科学技术，为新文明黄金时代的到来作准备。尼采说：“逻辑就是乐观主义。”阿尔法狗就是逻辑上的成果。我们依然要“认识你自己”，比任何时代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