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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村文化贫瘠的年代，乡村电影放映员曾打开了广大乡民通往光影新世界的大门。他们肩挑背扛，跋山涉水，不辞辛苦地奔忙于村落间，为乡村带去最初的光影启蒙，同时见证着中国农村的变迁。作为文化下乡的最早形态，乡村露天电影是那时乡村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如今，虽然乡村露天电影开始被冷落，但乡村电影放映员并未因此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的成员，继续服务农村……

　　乡村的电影启蒙者

　　一个深秋的傍晚，打谷场上，20岁的邱文生架设好幕布，连接放映机和发电机，测试音响。晚上，他将播放刚刚从县电影公司租来的新片《庐山恋》。邱文生粗略估计，当晚到场的观众至少有千人。他们都赶来一睹“中国银幕第一吻”的风采。

　　这样的场面，出现在1980年的漳州市南靖县书洋公社双峰大队。晚饭后搬着小板凳，看一场露天电影，是当时闽南农村最时兴的娱乐活动。

　　今年80岁的黄茂盛是南靖第一批乡村电影放映员之一。1958年，从部队退伍的他参加了省文艺干校第八期电影放映培训班。“不仅要学放映技巧，还要学如何鉴定胶片质量等级，维修放映机、发电机、音响。”半年后，黄茂盛终于拿到了由当时福建省文化局颁发的电影放映技术资格证书。

　　不久后，黄茂盛便加入了刚刚组建不久的南靖电影队。他还记得，当时全县只有两台放映机和6个放映员。由于资源不足，不少偏远村庄一年也看不上几回电影。因此，虽然当时放的大多是《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等样板戏，村民们依然看得津津有味。

　　“那时在放电影前，我都要举着大喇叭，就剧情做简单介绍。”黄茂盛说，电影播放过程中，遇到难以理解的台词，他也要用闽南土话实时翻译，当时的行话叫作“演间播话”，“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完成了最早的电影启蒙”。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电影创作的繁荣以及市场的开放，更多的电影类型开始涌入中国乡村。乡村电影放映员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上世纪70年代末，南靖成立电影公司，共建立3支电影放映队。各个乡镇与建制村也相继购置放映设备，组建放映队伍。最多的时候，全县放映员超过200人。

　　1978年，南靖县给当时的书洋公社双峰大队分配了一台8.75毫米电影放映机。双峰成为全县第一个自有放映机的村子。之后，大队委派邱文生参加了电影放映培训。学成归来后，邱文生成了一名三等电影流动放映员。

　　“上世纪80年代播放的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非常轰动，村里聚集了2000多名观众，不少人甚至坐着拖拉机从镇上到村里看电影。”邱文生说，这时候的电影类型已经大为丰富，尤其是港台电影的流入，让村民们大开眼界。

　　乡村电影的繁荣年代

　　电影文化一被引入农村，便成了最吃香的娱乐盛事。“看电影几乎是农民的头等大事，谁家有婚事、奠基、乔迁之喜，都要请我们来放一场电影。”邱文生说，那时，只要晚上放电影，村民必定提前收工，早早吃完饭到现场占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南靖乡村电影最红火的时候。“一个月30天，每天晚上都在村里放电影，一晚上收入二三十元。”邱文生还记得，“一晚上要放好几个村，从傍晚5点30分开始放，到了最后一场已经凌晨3点了。”

　　65岁的王盛增是梅林镇科岭村的老放映员。他对这段历史记忆深刻。“我们村在上世纪80年代办起了电影院，虽然能容纳500多人，但一有热门片子上映，还是要挤掉好几双鞋。”时至今日，王盛增依然对《卖花姑娘》《流浪者》《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等进口老电影如数家珍。

　　在乡村电影的繁荣时代，电影放映员是村里最受欢迎的人。“杀鸡宰鸭欢迎我们，大队食堂专门杀猪款待，偏远的山村还给我们开小灶。”邱文生如此描述当年享受的礼遇。其实这仅仅是放映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更多时候，他们是在跋山涉水中度过的。“下乡连自行车都没有，全靠一双腿翻山越岭。”黄茂盛说，“下乡要带发电机、两三桶汽油、100多公斤重的苏联产放映机、两三卷胶片。为了赶场，常常顾不上吃中饭，大部分放映员都落下了胃病。”

　　黄茂盛说，放电影40年，他从未在家过过年。那时，放映员与农民打成一片。“偏远山村的农民，一般从春节到端午节才剃一次头。”黄茂盛还记得，自己常常要买剪刀、剃头刀等工具，进学校免费为学生理发，“白天剃头，晚上放电影，一天能剃30多人”。农忙时，放映员还要帮着插秧、播种。

　　乡村放映员的坚守

　　不久前，黄茂盛受邀前往山城镇三卞村放映电影。为此，他很兴奋，专门带着三个孙子同行。“三卞村可是电影大户，最多时有2000多人同场观看我放的电影，不少影迷还跟着我赶场。”让黄茂盛失落的是，这一次，他的观众只有20多人，到最后只剩下祖孙四人。“路人笑我，老黄，出来放电影给孙子看吗？”他说。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后，随着电视、网络等娱乐媒介的普及，虽然盛极一时的乡村电影风光不再，但乡村还需要电影。2010年，邱文生与其他4名老放映员，一同被南靖县电影公司聘为乡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的放映员。从胶片时代走来的他，开始扛着数码放映机，走村入户放映电影。抗日题材成了当前电影下乡当仁不让的主角。“我负责梅林、书洋两个乡镇共27个建制村，每个村每两个月放一次，一晚上130元工资。”邱文生说。

　　对于老放映员们来讲，他们更加关心的，是乡村电影能够走多远。“我想我会一直把电影放下去，直到我放不动的时候。”邱文生说，当前南靖的电影放映员中，最年轻的也已经超过50岁，他担心若干年后，是否还有年轻人愿意继续守望乡村的光影世界，“农村电影还是要放下去的，它依然是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