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数据库“帮忙”破案，更多新技术可解读尸体信息

　　接到检材，范豫杰的同事黄磊忙活了通宵。

　　这个案子，案件发生时间，不确定；潜在嫌疑人，没明确指向。丢失的物品，是枪支以及若干子弹。不及时破案，就意味着多了一分凶险。

　　“送检民警说犯罪嫌疑人可能用水果刀割过包装、还喝了茶。”听过简单的现场勘验描述，黄磊将目标重点锁定在水果刀、茶叶盒上。通过多部位提取，一把刀提取了十五六个点位，第二天下午3点，终于找到了同一个人的多份DNA样本。入库比对后，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

　　成功寻回枪支，黄磊很自豪。如今，法医工作对象早已不再停留于尸体、人体组织层面，“DNA是新的方向”。

　　建立DNA数据库，凭借现场检出的DNA确定犯罪嫌疑人，加快案件办理进程。2016年以来，昆明市公安局法医室DNA实验室共检验日常各类案件2000余起，检材3万余份，共完成3.4万份违法犯罪前科人员DNA样本的检验入库工作。截至2016年8月底，通过DNA数据库比中嫌疑人数为1502人。

　　“法医室地方不大，投入不小。”走进范豫杰的工作场所，一台设备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做一例DNA，成本也要几十元。范豫杰说，技术越来越先进，法医的“刀”也越来越多。像X光、三维立体扫描等技术的应用，让不解剖就解读尸体信息成为可能。

　　去年在20多起案件中出庭作证，协同完成案情拼图

　　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刑事诉讼对证据要求提高，法医已不只是在案件侦查阶段工作，他们经常需要出庭作证。

　　工作量大了，范豫杰却很欣喜：“通过证据支持来推进案件办理，更有利于防止冤假错案。”

　　法医技术日益先进，案件办理更为精细，但真正还原事实、阻却冤错，仅靠技术层面的进步远远不够。“对法医而言，一定要敬畏法律、敬畏科学、敬畏证据。不靠谱的鉴定甚至虚假鉴定，我哪能签字？不遵守鉴定程序，很容易导致冤假错案。”范豫杰说。

　　在昆明，2015年全年仅有五六起庭审有专家证人出庭，2016年法医出庭作证的已有20多起。

　　“庭审前，我们都会针对可能提出来的问题进行准备。主要是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并根据鉴定意见和侦查情况进行准备。庭审中，焦点主要在对鉴定结果和相关概念的理解上。解读鉴定结果时，我们会客观地进行阐述，不能把庭审变成一场学术讨论。”范豫杰说，他们的实验和鉴定意见都是按照行标和国标来执行，每一项实验步骤都有相应的记录。

　　“法医的手术刀，是寻求真相之刀，也是打击犯罪之刀。通过技术手段，我们努力找到更多的信息，与其他部门配合，完成事实拼图。”范豫杰说，“特别是在命案侦破中，我们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工作，让死者‘开口’，让证据‘说话’，还原犯罪过程。司法最终还以公道，是对被害人最好的慰藉，也是我们工作的价值所在。”（杨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