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一位最初就参与试验的志愿者这样评价：“‘巢状市场’落户桑岗村的7年，实际有着宏大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变迁，它是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微观层面的社会试验，是草根的、底层的、以村庄为基础的社会试验。”

　　在志愿者眼里，“巢状市场”不仅给农户们带来了收入，还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和主体性。

　　比如当村民发现，消费者更喜欢传统的柴鸡蛋，老人们便自发去孵小鸡，这项消失的“技艺”又重新出现在村庄里。

　　生产小组还逐渐自发调节生产。以前，农村的习惯是春节后购买猪苗，年底杀“年猪”，带来的问题是有几个月的“猪肉断档期”。为此，村民按组长的生产计划，分批购进猪苗。在成本较高的月份，他们将得到公共基金的补贴。

　　公共基金也出自“巢状市场”。许新全解释说，比如村里收鸡蛋是15元一斤，卖给消费者17元。两元的差价扣除运费和组织者的劳务费后，剩下的作为公共基金。去年，生产组用1500元公共基金购买了300只小柴鸡，免费分发给30个贫困户。

　　在桑岗村，贫困户向“巢状市场”提供的农产品种类已达30多种，几乎覆盖了当地能够生产的所有种类。他们在北京的消费者群体也比较稳定，从最初的1个配送点发展到现在7个配送点，消费者达到120余人。

　　2016年，“巢状市场”为桑岗村贫困户带来了每月约3万元的纯收入。这笔收入主要流向了最底层、最贫困的农户。还为村庄创造了一系列参与屠宰、加工、包装、配送等环节的额外收入机会，在桑岗村，参与其中的村民就有16人。

　　“巢状市场”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变化。村民开始注重追求绿色产品，调查显示，桑岗村80%以上的农户在大田生产过程中减少了农药、化肥的使用。

　　除了持续购买农产品，城市消费者还自发为村庄贫困农户捐赠衣物、儿童玩具以及图书等。不少人在闲暇时访问村庄，有人还对到北京看病就医的贫困村民提供帮助。

　　村里还出现了更多的互助和合作，生产小组的组织能力也在提升，已能与城市消费者顺利对接，还将部分公共基金投入村庄的垃圾治理和文化活动中。

　　在叶敬忠看来，试验所激发的这些变化，对乡村生态修复和社会、文化的复兴意义重大。

　　复制

　　中国正在致力于全面脱贫。叶敬忠和他的同事在不同地区调研发现，各地围绕果蔬种植、畜禽养殖、中药材种植加工等，争相引入资本，扶持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发贫困地区的产业。总体来说，是将贫困户带入大市场，或者将大市场引入乡村。

　　他认为，进入主流大市场非农户脱贫的“灵丹妙药”。发展产业往往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而经营者大多盲目强调规模和效率，生产方式上依赖化肥、农药等化学添加剂，可能对生态和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即使某些产业发展起来，所带来的资源和机会也可能被村庄精英或外部资本获得。这也是产业扶贫遇到的困境。

　　“究其原因，我们发现，‘产业扶贫’实践往往存在一个固有的悖论，即将小农户的命运交付于大市场。”叶敬忠说，各地常常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去帮助农民搞产业开发，产品在进入市场时却遭遇价格崩塌，甚至销售无门。2016年，叶敬忠和团队正在江西调研，从新闻上得知某地西瓜烂在地里，水稻地变为莲子地，莲子价格从7元一斤变为3元一斤……

　　叶敬忠认为，市场遵循“丛林法则”，上演着各种技术、生产、营销、资本的较量，也充斥着各种投机、操控、垄断、排挤。将底层贫困农户置于这样的大市场中，堪比犬羊与虎豹之斗或以卵击石，农民常常沦为食品加工企业、食品集团、大型超市或零售链条的廉价原料供应者，以及被转嫁的市场风险的承担者。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也曾在文章中提到产业“扶富”而难以“扶贫”的现象，尤其是在开发难度大、获利机会少的贫困山区。

　　叶敬忠说，扶贫是社会事业，不能按市场逻辑去思考利润。“我们这种扶贫方式不像建个大广场那样，立在那，特别壮观，但是它是非常有效的、立竿见影的。”

　　今年，桑岗村的“巢状市场”项目被乡政府列入精准扶贫项目，乡里为他们建了办公室和冷库，添置了冷藏车。

　　叶敬忠相信，“巢状市场”模式非常容易复制。去年，临近的宝石村也建立了“巢状市场”，有30户贫困农户参与。短短半年内，每次产品对接的收入从最初的2000元左右，增加到1万余元。

　　让他更为欣喜的是外地也在效仿。去年12月，一位到中国农业大学参会的贵州农民了解到这种理念，从北京回去后，立刻着手了“复制”工作。（马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