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工会三大模式的有益启示

文/江苏省张家港市总工会 吴吉

　　近日，笔者阅读了《工会体系与国家发展：新加坡工业化的政治社会学》一书，该书通过研究上世纪60年代以来新加坡的劳工法规、产业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来探悉新加坡劳工阶层的利益如何通过工会体系得到有效的汇聚与代表。读后结合当前我们工会实际，我对新加坡工会体系有三点较为深刻的感想。

　　以共生为理念的运作模式

　　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是新加坡惟一的全国性工会组织，成立于1961年，目前有60多个行业工会，6000多个基层工会干部，50多万会员。在上世纪50年代各地工运蓬勃发展的热潮中，新加坡工会组织非常活跃，他们经常为工人争取权利，是新加坡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新加坡职工总会接受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领导，并在新加坡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与人民行动党的共生关系。这种互为一体、互相促进的唇齿关系，使新加坡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数十年间，在存在天生的资源短板并多次遭遇用工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确保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而事实也证明，除了1986年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罢工之外，新加坡至今没有发生过一起罢工事件，这完全得益于新加坡工会秉持的共生理念运作模式。

　　虽然新加坡的工会组织具有组织罢工的法律权利，但新加坡工会更愿意选择谈判、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应对劳资纠纷。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共生理念带来的积极成果，新加坡工会获得了政府与企业的支持信任，也使更多的工会领袖能够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向政府反映职工意愿和诉求，从而使最终的决策更全面地照顾到所有工友的利益。

　　以协商为基础的谈判模式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新加坡的工资协商不是为争取而协商，不是为增长而协商，而是通过各方的良性互动，达到为职工谋福利的目的。协商相对于谈判来说，具有很大的缓和余地和弹性空间，双方的博弈过程主要体现在通过不断的交流沟通，不断调整各自的立场，不断吸收和采纳各方的意见，最终达成一致的方向和目的。新加坡在工资集体协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对我们则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是前瞻性。新加坡资方、政府与工会的工资协商指导线是根据各方的科学分析得出的，是在劳资纠纷产生前通过共同沟通协商产生的，职工、雇主、政府与工会在这一指导线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协商，将最终结果向各方公布，这就从根本上堵住了因后期摩擦发生劳资纠纷的源头。

　　二是可调节性。在进行工资集体协商时，政府不会设置硬性的工资增长指标，而是与生产力挂钩，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兼顾企业的承受力，以上一年工资为标准，由全国工资理事会对工资增减和幅度提出指导意见，而不是一味地推动工人涨工资。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加坡经济出现衰退，职工总会为支持政府与企业，在征得职工同意的基础上，主动将雇主为工人上交的公积金比率下调。这一有力的举措帮助新加坡经济快速复苏，也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对工会在经济困难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赞誉有加。

　　以发展为根本的经营模式

　　新加坡工会高度注重工会事业的经营和发展，自1970年开始，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先后成立了一批经济合作社，如王鼎昌工运领袖学院、消费者协会、关爱海员有限公司等。这些合作社涵盖超市、保险、教育、养老、储蓄、媒体等领域，从不同的角度为工友的生活提供帮助。其中，让笔者印象最深的，就是职工总会创办的平价合作社。

　　1973年，第一家合作社性质的超市在大巴窑成立，以服务百姓生活为宗旨，以销售价廉物美的生活日常用品为经营方向，通过多渠道组织货源、连锁经营等措施，降低商品价格，吸引消费者。在当时新加坡面临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下，职工总会平价超市的出现，为平抑市场物价、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职工总会平价超市已覆盖整个新加坡，营业额稳居新加坡零售业首位。平价超市的商品尤其是生活刚需品定价一般比其他超市低10%，而工会会员在此基础上还可享有5%以上的价格优惠，同时，平价超市每年还从当年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捐作工会基金，帮助低收入工友改善生活。兴旺发达的工会事业有效增加了新加坡工会的经济实力，也使工会在服务职工、维护职工时更好地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