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问时提到，“我们完全可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还处于合理区间，而且我们的储蓄率比较高，地方政府的债务70%以上是投资性的，是有收益的，而且我们也正在规范债务平台，堵后门、开正门。就银行来说，资本充足率较高，拨备覆盖面也较广，虽然有不良贷款，也略有上升，但是在世界上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记者在提问中提到的银行不良贷款、影子银行风险，以及地方债务集中到期的还款压力问题，都是由来已久的老话题，本不足以构成对金融风险担忧的理由，可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时期，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便有了讨论的价值。因为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往往是诱发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一系列风险的导火索，这也是为什么李克强总理一开始就强调，中国的经济还处在合理区间，这无疑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当然，基于中国目前的金融体制，一方面，资本项目并未完全放开；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的运转并未实现真正的市场化，政府有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更不必说，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正在蹄疾步稳地进行当中，正如李克强总理解释的那样，投融资的规范性程度正在提高：当下，在间接融资层面，储蓄率较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较高，不良贷款率处于较低水平；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的债务70%投向有收益的领域……

　　以上，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系统性、区域性的金融风险不会发生。但是，不论是宏观经济因素亦或是储蓄率、资本充足率、债务的收益水平问题，都不是导致金融风险的本质问题，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金融风险。金融风险，简单来说就是债务链断裂的引致的系列风险，宏观经济因素充其量只是诱因，金融机构高杠杆经营的特点也决定了资本充足率只是风险来临时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根源还在投融资体制机制上——间接融资体系中“短存长贷”的期限错配问题。直接融资机制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金的期限错配问题，但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全发育成熟还有待时日。

　　事实上，我国投融资体制机制问题尤其是期限错配问题，不仅是“金融风险”的根源问题，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例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等等，总绕不开资金的筹集和使用问题。特别是今年提出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其中，社会资本、财政资金在筹集使用过程中的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

　　前不久，国务院批准了一万亿的债务置换计划，或者以债务展期，或者以债券转股权等方式，意在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这可以被视为政府在新的地方投融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的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不过，中国“金融风险”问题的真解决，未来应靠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建立完善，而不是银行或财政兜底。最关键的是要解决资金的期限错配问题，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应当建立完善的直接融资机制。

　　目前，通过堵后门、开前门，地方债务平台得到规范；长远看来，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实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以及地方政府自发自还试点的推广，必将使我国金融市场得到进一步发展。李克强用围棋比喻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既要谋势，又要做活”，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做活投融资改革过渡时期棋局，谋中国金融长远发展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