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4名留守儿童服毒身亡后，毕节市七星关区副区长杨黔、教育局局长叶荣和田坎乡茨竹村包村领导薛廷猛被停职检查；七星关区田坎乡党委书记聂宗献、乡长陈明福被免职。

　　责任人被处理，但舆论并未平息。媒体质疑的原因之一，在于3年前毕节发生多名留守儿童死亡事件时，当地政府就承诺对该市范围内的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建立台账和档案，实现一对一的帮扶，同时市、县（区）财政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万元，对生活困难的留守儿童进行补助。话犹在耳，惨剧却再次发生，所以时隔数日，毕节事件仍未像其它新闻热点一样迅速“沉潭”。

　　去年此时，工人日报微博曾发起“留守儿童随手拍”活动，记者曾到湖南中部的山区探访那里的留守儿童。那里的孩子远离父母，与家中老人为伴或独自生活，面临的问题同样不少。所以，毕节事件，不过是尖利的冰山一角，刺得现实鲜血淋漓罢了。

　　还记得那次在湖南的采访中，当地干部对记者采访留守儿童略感诧异：“这里不到处都是这种情况吗？随便去哪个县的农村，哪里不是留守儿童？”老师则对留守儿童现状长吁短叹：“一个班半数以上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他们最难带，有什么话既不会跟远方的父母说，也不会跟老师说，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当地一所中学校长对农村教育现状忧心忡忡：“乡里的孩子往县里跑，县里的孩子往省里跑，省里的孩子往北京跑，北京的孩子往国外跑。这样下去，农村还怎么办教育？”

　　而在当时的一个村子，记者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村里100多号人，27岁的村支书是惟一的年轻人，剩下的全都是老人和孩子。而村支书本人也一直被妻子埋怨，不出去打工挣钱。

　　今日中国的留守乡村，大同小异。由是来观毕节市政府3年前作的承诺，一对一的帮扶显然是说了过头话——留守的就没有几个年轻人，仅靠政府力量如何实现一对一帮扶呢？难道让老人和孩子结对帮扶么？但彼时的情况，围观产生压力，压力逼出承诺，而承诺到了千疮百孔的现实面前，最终变成了一纸空头支票。

　　就如今日毕节市政府作出的危机公关，惩处几位责任人，或许会消解部分舆论压力，但对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来说，一如3年前的应急措施又济得什么事呢？

　　解决留守儿童的精神和心理危机，最重要的是让父母和他们在一起。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放在现实社会里并不简单。贫穷、攀比，甚至是以爱孩子的名义，任何一个借口都可能让农村的父母离开孩子去城市里讨生活。而让孩子跟随父母去城市里呢？问题同样不会少。户口、教育、生活成本，任何一项压力，都足以让父母和孩子不堪重负。

　　2.5亿农民工、6000万留守儿童，庞大数据的累积非一日之功。而要解决穿插其中的难题，远非简单的问责或是愤怒的围观便能达成。大到政策宏观调控，小到每个孩子的心理关怀，一个环节的疏忽，造成的可能就是一个幼小心灵上或深或浅的伤痕。

　　4个孩子已经用最决绝的方式与这个世界作别，而有一种呐喊却让人振聋发聩：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