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部长通道”受访时，就“号贩子问题”向媒体表示，“我要感谢那位姑娘，一声吼（发网帖怒斥号贩子），推动了老大难（号贩子）问题的解决。”

　　但是，号贩子问题的缓解，并不代表着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也已经解决，更不代表着医改已经到位。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我国每千人拥有执业医生数量为2.1个，其中城市为3.5个，而美国在2000年以后，每千人执业医生数量为2.4—2.5个之间。换言之，从数据上看，我国医疗资源的供给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并不大，为何老百姓还感觉到看病难呢？

　　事实上，老百姓口中的看病难，主要指大城市的大医院看病难。一线城市大医院挂号一号难求，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却发现，在北京的三级医院就诊的病人中，起码有30%—40%并非疑难杂症，不应到三级甲等医院来就诊，在基层医院就可以解决问题。甚至，河北一些家庭的孩子患感冒都跑到北京儿童医院来看，这实际是一种资源浪费。

　　据北京市卫计委统计，全市三级医院中，外来病人超过三分之一，每天高达70万人次。在外地来京病患中，河北省所占比例最高，而距离北京只有一河之隔的河北燕郊，当地新建的三甲医院却病人不足。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表示，“号贩子”现象之所以这么普遍，根源还是在于医疗资源过于集中，患者多数都集中到医疗水平较高的三级医院去看病，客观上引起了挂号难。

　　人们之所以涌入一线城市大医院来看普通病，是因为对基层医疗不信任，担心自己的病情在基层医疗机构“被耽误”。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力度，确保基层医生留得住，是破解看病难的关键之处。全国人大代表甘连舫表示，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应把大医院都疏散开来，不要都将优质医疗资源布局在城市的中心或主城区，多向城市周边或者卫星城市布局，优化医疗资源供给。

　　其实，除了医院，还曾有一个地方票（号）贩子云集，那就是火车站。而今年春运，票贩子的活跃度已经大为减少。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高铁建设增强了运输供给，二是运用互联网手段来确保现有资源相对公平分配。

　　火车买票难的相关环节能否为解决看病挂号难提供一些启示呢？在供给层面，强化基层医疗水平的同时，还要加强分级转诊体系构建，打通基层医疗机构和大型医疗机构之间的转诊屏障，还可以引入多种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满足不同群体的就医需求。在资源分配层面，是不是也能通过“互联网+医疗”等新兴手段，避免人为挂号、加号带来的资源配置不公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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