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佛山“培训富二代”举动正引发质疑。自去年11月开始，佛山市委组织部从100名报名者中挑选48名青年民营企业家，分派到36家国企挂职。48人中超过一半是70后至90后的“富二代”。“‘富二代’普遍存在信仰缺失、使命感弱、移民倾向强等问题，如不加强教育，资本与人才极易流失到国外。”一位当地官员说。按规划，佛山市委组织部确定了800多家党建重点民营企业，计划在三年内重点培养500名青年企业家。（见5月28日《新快报》）

    在政企边界尚不太清晰的现实语境下，任何“偏爱”事件都会引发争议。然而，恰如“不能把洗澡水和盆里的小孩一起泼掉”，佛山“培训富二代”的举动，就真的全无正向价值吗？

    条分缕析地来评价佛山“培训富二代”举动，至少应有着两个思考的维度。一是优秀的民企管理者真可以培训出来吗？二是在这样官方发起的培训中，地方政府是否存在着权力越位与倾斜的嫌疑？前一个问题不难回答。民企接班本质上属于企业内部事务，政府部门干预过多不妥，至于合格的职业经理人，同样应当在市场竞争中培养。但让民企的“富二代”在不拥有决策权的前提下挂职国企，起码可起到开阔眼界、体验不同管理体系优劣的作用。

    对于权力越位与倾斜的评价，我们亦不能进行空泛的批评。据佛山市委组织部表示，所有挂职者并不发工资，政府的工作主要是搭建平台，市财政基本不花钱——这证明至少不是用公款来培训。更进一步来看，佛山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超过60%，倘若市政府能低成本地培训出高素质的民企“富二代”，那么它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可想而知。

    在这样一起培训事件中，真正要放大的其实是“民营经济”的标签。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经济提升作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但与国有企业相比，它却长期面临着一系列普遍性的困难：譬如融资难、贷款难、投资环境不佳；再譬如政府对其专业培训的力度不够，进而造成了一种待遇与贡献的“不合理倒挂”。而作为民营企业大城，佛山通过政府组织的形式，对民企接班人进行低成本的系统培训，不妨可以视为某种迟到的眷顾与“补偿”。